二零二一年,全球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研发并投入使用了多种疫苗。这些疫苗的名称,通常依据其研发机构、技术路线或商品名称来确定。从全球范围来看,二零二一年广泛使用的主要疫苗名称包括数个大类,每一类下又包含若干具体产品。理解这些名称,有助于公众认识不同疫苗的特点与来源。
按研发机构或产地分类的疫苗名称 这一类别下的疫苗名称,直接体现了其研发主体或生产国。例如,由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司研发的疫苗,常被称为“国药北京新冠疫苗”;由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则称为“克尔来福”。在美国,由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其商品名称为“复必泰”,而由莫德纳公司研发的则直接称为“莫德纳新冠疫苗”。此外,由英国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名称中常包含“阿斯利康”或商品名“Vaxzevria”。俄罗斯研发的“卫星V”疫苗,其名称也颇具辨识度。 按疫苗技术路线分类的疫苗名称 从科学原理角度,疫苗名称也反映了其采用的技术平台。采用灭活病毒技术路线的疫苗,常被称为“灭活疫苗”,如上述国药和科兴的疫苗。采用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疫苗,则通称为“mRNA疫苗”,辉瑞与莫德纳的疫苗即属此类。采用病毒载体技术的疫苗,如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公司研发的“杨森新冠疫苗”,常被称为“腺病毒载体疫苗”。此外,还有采用重组蛋白亚单位技术的疫苗,如中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疫苗名称的公众认知与使用 在公众日常交流与媒体报道中,疫苗名称的使用往往趋于简化。人们可能更习惯于称呼“科兴疫苗”、“国药疫苗”、“辉瑞疫苗”等。这些简称虽然不完全是官方科学名称,但已成为指代特定疫苗的通用符号。了解这些名称及其对应的技术背景,对于公众科学认识疫苗接种、理解不同疫苗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二零二一年的疫苗名称体系,是全球科研力量与公共卫生实践共同塑造的结果。回顾二零二一年,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与应用无疑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焦点。这一年,多种不同技术路线、产自不同国家和机构的疫苗相继问世并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或正式批准,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全球疫苗图谱。这些疫苗的名称,不仅是其身份标识,也蕴含着研发背景、技术原理与国际合作的故事。以下将从多个维度,对二零二一年主要疫苗的名称及其背后的含义进行系统梳理。
基于研发主体与地理命名的疫苗 许多疫苗的名称直接关联其研发企业、研究机构或主要生产国,这种命名方式直观地指明了疫苗的“出身”。在中国,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疫苗,其正式名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但在公共语境中,更常被称为“国药北京疫苗”或“国药中生北京疫苗”。同样来自国药集团的,还有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版本,有时会被区分称为“国药武汉疫苗”。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灭活疫苗,商品名称为“克尔来福”,公众和媒体则普遍简称为“科兴疫苗”。 在欧美地区,命名方式同样体现企业品牌。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其商品名在国际上为“Comirnaty”,在中文地区常称“复必泰”,但普遍以“辉瑞疫苗”指代。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其商品名为“Spikevax”,通称为“莫德纳疫苗”。由英国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名称中常冠以“牛津-阿斯利康”或直接称“阿斯利康疫苗”,其在某些地区的商品名为“Vaxzevria”。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公司研发的疫苗,则常被称为“强生疫苗”或“杨森疫苗”。俄罗斯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研发的疫苗,命名为“卫星V”,名称富有特色,旨在象征其突破性意义。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版本,在当地常被称为“Covishield”。 反映技术路线的科学化名称 从科学分类角度看,疫苗名称也明确指向其核心技术平台。灭活疫苗是传统且成熟的技术路径,前述的国药北京、国药武汉、科兴克尔来福等均属此类。这类名称直接表明了疫苗是通过培养新冠病毒后再将其灭活、纯化制备而成。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代表了新一代疫苗技术。辉瑞与莫德纳的疫苗即是典型,它们被称为“mRNA疫苗”。该名称揭示了其作用原理:将编码病毒刺突蛋白的mRNA片段导入人体细胞,指导细胞自身合成蛋白,从而激发免疫反应。这类名称突出了技术的创新性。 病毒载体疫苗是另一重要类别。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杨森疫苗均采用腺病毒作为载体,将编码抗原的基因送入人体,因此常被统称为“腺病毒载体疫苗”。其中,阿斯利康疫苗使用黑猩猩腺病毒载体,而强生疫苗使用人腺病毒载体。俄罗斯的“卫星V”疫苗也采用了病毒载体技术,但其方案是首次接种使用人腺病毒26型载体,第二次加强接种使用人腺病毒5型载体,是一种异源初免-加强策略。 此外,还有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例如,由中国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发的疫苗,即属于“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其名称表明,它是通过基因工程方法生产病毒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区蛋白,并辅以佐剂制成,不包含完整的病毒颗粒。 命名差异与公众沟通实践 在实际的公共卫生宣传、媒体报道和日常交流中,疫苗名称的使用存在简化和本地化现象。复杂的官方科学名称或商品名往往让位于更简洁、易于记忆和传播的称呼。例如,“科兴疫苗”、“国药疫苗”远比“克尔来福”或“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更常出现在大众话语中。同样,“辉瑞疫苗”、“阿斯利康疫苗”也成为全球通用的指代。 这种命名实践虽然可能损失一部分技术精确性,但极大地便利了公共沟通和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同一疫苗的称呼也可能略有不同,这反映了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然而,核心指向是明确的。 名称背后的全球协作与竞争 二零二一年疫苗名称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全球科技力量在疫情下既协作又竞争的缩影。名称中嵌入了国家、企业、大学的标识,如“北京”、“牛津”、“辉瑞”、“莫德纳”,它们代表了各自研发体系的努力。同时,像阿斯利康疫苗这样的名称,也体现了跨国企业合作的模式。这些名称随着疫苗的全球分配与接种,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理解这些名称,不仅仅是知道一个代号,更是理解全球疫情应对中多元的技术选择、生产能力和供应链格局。每一种名称对应的疫苗,都在当年的疫情防控中扮演了独特角色,其有效性、安全性数据及适用人群的差异,也是公众和医学界讨论的重要内容。因此,熟悉二零二一年的主要疫苗名称,是回顾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公共卫生应对的一个基本切入点。 综上所述,二零二一年使用的疫苗名称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既包含基于研发主体的直观命名,也包含基于技术原理的科学分类。这些名称在专业领域和公共传播中交互使用,共同构成了人们对新冠疫苗的认知框架。它们不仅是生物医学产品标签,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科技与社会互动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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