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矛盾溯源
关于巴勒斯坦最难以释怀的国家对象,多数国际观察者会将视线聚焦于以色列。这种情绪根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中期,当时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犹太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两个实体。随后爆发的多次中东战争导致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流离失所,形成了延续至今的难民问题。耶路撒冷归属权、犹太人定居点扩建、边境封锁等现实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对立,使得以色列成为巴勒斯坦民众集体记忆中最具冲突性的国家符号。
历史创伤的延续自一九四八年战争起,巴勒斯坦人经历了系统性的人口置换,超过七十万民众被迫离开祖居之地。此事件被阿拉伯世界称为"大灾难",成为代际传递的历史创伤。此后数十年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施的军事管控、检查站制度以及定期冲突,持续强化着巴勒斯坦人的被压迫感。特别是二零零五年后加沙地带遭受的海陆空封锁,造成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不断深化,这种生存空间的挤压使得敌意持续固化。
国际社会的角色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人对某些阿拉伯国家同样存在复杂情绪。部分海湾国家近年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趋势,被巴勒斯坦视为对共同事业的背叛。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屡次动用否决权偏袒以色列的行为,也使部分巴勒斯坦民众将美国视为间接敌对者。不过这些情绪与对以色列的直接领土争端存在本质差异,更多体现为对国际政治失衡的失望。
民间情感的复杂性若从民间情感维度分析,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情绪并非单纯的仇恨,更接近一种交织着愤怒、无奈与抗争的复杂心态。许多家庭同时拥有以色列身份证件和巴勒斯坦身份,这种撕裂的认同加剧了情感矛盾。而在文化层面,双方知识分子之间仍保持着有限对话,说明敌对情绪中存在着超越政治的现实维度。这种情感的多层性提示我们,用单一化的"仇恨"来概括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观可能过于简化。
历史经纬中的敌对演化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谱系始于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大国角力。一九一七年英国《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为后续矛盾埋下伏笔。一九四七年联合国第一百八十一号分治决议划定百分之五十五土地归犹太国,此举激化阿拉伯世界与犹太移民的对抗。翌年五月以色列建国后,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巴勒斯坦社会结构崩解,四百余个村庄从地图消失,这种创痛记忆通过口述史、文学创作和教育系统代际传承,形成集体心理的永久烙印。
领土控制的具体形态以色列通过多重机制实现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渗透:在约旦河西岸采用网格化管控模式,将区域划分为A、B、C三类不同控制等级;在加沙地带建立立体封锁体系,通过空中无人机巡逻、海上舰艇警戒和陆地隔离墙构成全方位禁锢。更引人注目的是犹太人定居点战略,过去五十年间在约旦河西岸建设逾二百处定居点,居住约六十三万以色列公民。这些定居点配有独立供水系统和军事保护,往往切割巴勒斯坦社区的地理连续性,形成"岛屿化"控制效果。
日常生活层面的压迫体验巴勒斯坦民众的敌意来源不仅源于宏观政治,更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系统性障碍。东耶路撒冷居民需申请特殊许可才能进入老城圣地;农民前往橄榄园耕作常被定居者阻拦;患者从加沙前往约旦河西岸医院需经历数层军事检查。这种空间隔离政策催生了独特的"等待经济",巴勒斯坦人平均每年在检查站耗费一千五百万小时。此外,以色列控制的税收转移制度使巴方财政长期受制,这种经济命脉的钳制进一步强化了依附性敌对关系。
国际联盟体系的情感映射巴勒斯坦人对其他国家的情绪实为对以关系的延伸投射。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三十八亿美元军事援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构四十六次行使否决权维护以色列,这种战略同盟关系使巴勒斯坦人将美国视为冲突的结构性支持者。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亚伯拉罕协议》,被解读为对阿拉伯团结原则的背叛。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人对伊朗、土耳其等国的支持亦持保留态度,深知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考量远高于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真挚关怀。
文化记忆的对抗性建构双方在历史叙事领域的争夺同样深化了敌对意识。以色列将独立战争描绘成以少胜多的生存奇迹,而巴勒斯坦教科书则强调此事件导致的民族灾难。这种叙事分歧延伸至文化遗产领域:以色列将杰里科古城等遗址纳入犹太历史旅游线路,巴勒斯坦机构则积极申报伯利恒传统刺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交媒体时代,这种记忆战争呈现新形态,双方网红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冲突日常,使历史悲情转化为即时性的情感动员。
代际更迭中的情感流变不同年龄段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一九四八年灾难的世代怀有浓烈的怀旧与悲愤,而成长于奥斯陆协议时期的中间代则兼具理想幻灭感与现实妥协意识。当代青年群体在隔离墙阴影下成长,其反抗形式更具个体化特征,如通过科技创业突破经济封锁,或利用数字艺术解构军事符号。这种代际情感光谱提示我们,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恨"并非静态情感,而是随着政治现实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
冲突化解的认知障碍真正阻碍情感和解的深层因素,在于双方对冲突本质的认知错位。以色列强调安全需求与历史权利,巴勒斯坦则聚焦殖民压迫与自决权利。这种认知鸿沟使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信心建立措施)难以奏效:以色列撤出加沙被解读为单边主义行动而非和平信号,巴勒斯坦停止火箭弹袭击则被视为战术调整而非诚意表现。当双方将彼此置于"非人化"认知框架时,任何具体矛盾都会回归到生存权争夺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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