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这一凝聚着古老东方智慧与艺术成就的青铜乐器,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与学术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数个更为精雅、专业的称谓。其最为人所熟知的高级名称,当属“歌钟”与“缚钟”。这两个名称并非简单的别称,而是分别从功能与形制两个维度,对编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界定与描述。
首先,“歌钟”之名,直指其核心的音乐功能与社会属性。这一称谓多见于《周礼》、《仪礼》等先秦典籍的记载。“歌”字点明了此类编钟在礼仪场合中,主要用于伴奏歌唱、烘托典礼乐章的特质。古代宫廷举行祭祀、宴飨、朝聘等重大活动时,常需演奏配合人声歌唱的雅乐,专门用于此类演奏的成套编钟便被称作“歌钟”。它强调的是编钟作为礼乐文明中“乐”的组成部分,与“歌”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庄重和谐的礼仪氛围,体现了其服务于特定礼仪程序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工具性。 其次,“缚钟”之称,则侧重于从器物本身的考古类型学与形制特征进行命名。在考古发掘与研究领域,学者们常根据钟体具体形态的差异进行细分。一般而言,“缚钟”特指那种钟体呈合瓦形、于口(底部开口)平直、甬(悬挂用的柄)为圆柱状或八角柱状的个体。这类钟在大型编钟组合中,通常作为中低音声部的基础,音色浑厚悠长。与一些钟口呈弧形、有枚(钟体表面的乳钉状凸起)的“钮钟”或“甬钟”细分类型相比,“缚钟”的命名更凸显了其作为一类独立钟型的形态学标准,是学术研究中进行器物分类时使用的专业术语。 因此,当论及编钟的高级名称时,“歌钟”与“缚钟”构成了理解其全貌的两个关键面向。前者将其置于动态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审视其社会功能与礼仪意义;后者则将其作为静态的考古实物,剖析其物理形态与类型特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超越了“编钟”这一集合性概念的泛称,引领我们更精确、更深入地领略这一古老乐器的复杂内涵与多重身份。在中华璀璨的古代文明遗产中,编钟作为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与艺术巅峰,其价值早已超越普通的乐器范畴。若仅以“编钟”称之,虽能概括其编组悬奏的基本特征,却难以尽显其在历史纵深、文化层级与学术谱系中的精微奥义。为此,学界与典籍中沿用了一系列更为高级、专指的称谓,它们如同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编钟的丰富维度。其中,“歌钟”与“缚钟”堪称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称谓体系,此外尚有“特钟”、“肆”等概念与之关联,共同构建了一套精密的命名系统。
一、 功能界定:作为礼仪乐章的“歌钟” “歌钟”这一名称,深深植根于周代以降严密的礼乐文化土壤。其核心意涵在于强调编钟在特定礼仪程式中的演奏功能。《周礼·春官·磬师》有载:“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 郑玄注云:“缦乐,谓杂声之和乐者也。” 虽未直呼“歌钟”,但已明确编钟用于配合特定乐曲。而“歌钟”一词的明确提出,则与“金石之乐”中钟磬配合歌咏的演奏形式直接相关。《仪礼》中记载的乡饮酒礼、燕礼等,均详细描述了升歌、笙入、间歌、合乐等环节,其中钟磬之乐是支撑歌咏的骨架。因此,“歌钟”特指在宗庙、宫廷等正式场合中,为《雅》、《颂》等典礼性歌唱进行伴奏的那一组编钟。它不仅仅是乐器,更是“礼”的听觉化身,其音律、陈设、演奏次序都严格遵循等级规范,用以“和邦国,谐万民”,维护社会秩序。曾侯乙墓出土的巨型编钟,其铭文中虽未自铭“歌钟”,但其宏伟规制与完备音律,正是“歌钟”功能在战国时期诸侯国层面的极致体现,展现了“歌钟”所承载的沟通人神、彰显权威的深层文化使命。 二、 形制分类:作为考古类型的“缚钟” 与“歌钟”从功能用途命名不同,“缚钟”是近代考古学与音乐文物研究兴起后,基于器物形态学建立起来的分类学术语。这一名称着重于钟体本身的物理特征。典型的“缚钟”,其钟体横截面为合瓦形(似两片瓦对合),这种独特结构是产生双音现象(一钟能敲击出两个不同乐音)的物理基础。其于口(钟体底部发声的开口)平直,区别于于口呈现弧形的“钮钟”。在悬挂方式上,“缚钟”拥有一个较长的圆柱形或多边形“甬”(钟柄),甬部中空与钟腔相连,甬上有“旋”和“幹”(用于悬挂的环钮)。学者们根据甬的形制、枚(钟体上的乳钉)的有无与分布、钲部(钟体正中部位)与篆部(装饰区域)的比例等细微差别,对“缚钟”进行更进一步的式样分期与地域风格研究。例如,西周时期的“缚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缚钟”在纹饰、甬部细节上就有显著演变。将一套编钟中的个体区分为“缚钟”、“钮钟”等,有助于精确描述其构成,分析音列设置规律,并推断其铸造年代与文化归属。因此,“缚钟”是剥离了文化语境后,对器物本体进行科学描述与归类的基础性名称。 三、 相关与衍生称谓:体系中的其他坐标 在“歌钟”与“缚钟”构成的坐标轴之外,尚有几个重要称谓值得关注。“特钟”指的是单独悬挂、单独使用的大型钟,并非编组乐器,常用于祭祀等重要典礼中奏响节奏性或信号性的音声,其地位崇高,有时甚至具有权柄象征意义。“肆”则是一个表示编列单位的古称。《周礼·春官·小胥》曰:“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 关于“堵”和“肆”的具体数量历代注解虽有分歧,但“肆”无疑是指一套完整编钟(或编磬)的计量单位,体现了古人对其编制规模的规范化认识。此外,根据悬挂架(簨虡)的形制与陈列方式,还有“轩悬”(三面悬挂)、“判悬”(两面悬挂)、“宫悬”(四面悬挂)等区别,这些都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严格对应,是“歌钟”礼仪功能在空间陈列上的延伸体现。 四、 名称流变与当代认知:从传统到现代的阐释 这些高级名称的生成与流变,本身即是一部微缩的文化史。“歌钟”之称盛行于礼乐制度鼎盛的周汉时期,随着后世礼乐形式的变迁,该词在文献中的使用频率有所降低,但其概念内涵已成为理解先秦乐制的钥匙。“缚钟”作为现代考古类型学名词,其定义在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与学术争论中得以细化与巩固。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欣赏一套战国编钟时,可以综合运用这些名称进行多层次解读:从整体功能上,它可能是一套用于宫廷宴飨的“歌钟”;从形制组合上,它通常由数件大型“缚钟”作为中坚,配以若干“钮钟”扩展音域;其中若有一件体型卓然不群者,或可视为具有“特钟”性质的礼仪重器;而整套钟的规模,则符合若干“肆”的古制。这种多维度、结构化的命名体系,使我们能够超越“古老的青铜乐器”这般笼统印象,真正触及编钟在历史中扮演的复杂角色——它既是精密的声学仪器,又是森严的礼制符号,更是灿烂的艺术创造。 综上所述,探寻编钟的高级名称,实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些名称如同不同的门户,引导我们进入编钟所关联的礼仪空间、学术视野与艺术世界。“歌钟”让我们聆听上古的雅乐回响,“缚钟”让我们审视青铜的铸造匠心。理解这些名称,不仅是为了获得更专业的词汇,更是为了以更敬畏、更透彻的眼光,去承接这份穿越千年、依旧振聋发聩的文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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