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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脉络梳理
曹爽不杀司马懿，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内部一场关键性政治博弈的浓缩。其事发于魏明帝曹叡逝世后，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共同受命辅佐幼主曹芳。初期，二人表面尚能相安，然曹爽凭借宗室地位，逐步任用亲信，架空司马懿职权，将其晋升为太傅而夺其兵权。至此，双方矛盾由暗转明。
权力格局剖析曹爽集团虽掌控中枢，但其权力基础存在天然缺陷。其一，曹爽本人缺乏足够军政才干与政治远见，其麾下核心如何晏、邓飏等人多为清谈名士，实干能力不足。其二，曹爽改革举措如“正始改制”触及世家大族利益，导致士族阶层离心。反观司马懿，其多年征战积累深厚威望，且司马家族通过联姻与众多豪族结成利益共同体，潜藏势力盘根错节。
决策动机探究曹爽在占据绝对优势时未对司马懿采取极端手段，源于多重考量。表面因素是司马懿巧妙运用韬晦之策，称病不出，制造退出权力核心的假象，使曹爽放松警惕。深层原因则在于曹魏法统对士族权力的制约传统，随意诛杀重臣将引发政治地震。加之曹爽性格优柔，误判形势，认为司马懿年迈已无威胁，最终养虎为患。
历史影响评估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是高平陵之变。公元249年，曹爽携少帝曹芳离开洛阳祭扫高平陵，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控制京城，并以谋反罪名诛杀曹爽及其党羽。此事变不仅标志着曹魏宗室力量的彻底崩溃，更为司马氏最终篡魏立晋铺平道路。曹爽不杀司马懿的抉择，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因误判对手而招致覆亡的经典案例。
政治背景的深层结构
曹爽与司马懿的角力，需置于曹魏政权特有的权力架构中审视。曹操创业时倚重宗族与谯沛集团，但为巩固统治，不得不吸纳汝颍等地的世家大族。至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势力进一步制度化。魏明帝曹叡试图强化皇权，平衡宗室、外戚与士族，但其早逝导致权力交接出现真空。辅政大臣的设置，本就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曹爽代表宗室势力，司马懿则成为士族利益的集大成者。这种二元辅政结构本身蕴含巨大张力，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
权力博弈的阶段性演变正始初年，博弈第一阶段呈现曹爽的强势进取。他通过明升暗降，将司马懿从掌实的太尉调任为虚衔太傅，同时安排弟弟曹羲任中领军、曹训任武卫将军，掌控京城禁军。又提拔何晏、邓飏、丁谧等心腹担任尚书要职，把持行政决策。面对排挤，司马懿选择隐忍退让，称病居家，甚至故意在婢女面前显露老态昏聩，成功麻痹对手。第二阶段，曹爽集团因改革失利与奢靡作风逐渐失尽人心，而司马懿则暗中联络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元老，并争取到部分禁军将领的默许，悄悄完成反扑布局。
曹爽决策的心理与文化因素曹爽不采取诛杀手段，绝非单纯的政治失误，其背后有复杂的心理动机与文化约束。从性格看，史载曹爽“恒溺盈满之欲”，缺乏其父曹真般的果决与警觉，对潜在危险认知不足。从政治文化看，汉魏之际虽政权更迭频繁，但朝堂之上公然诛杀先帝托孤重臣仍属极端行为，会严重损害执政合法性。曹爽可能寄望于通过制度性排挤迫使司马懿彻底退出，而非肉体消灭。此外，司马懿的伪装极具欺骗性，其甚至对曹爽派来探病的李胜谎称命不久矣，这种精湛表演彻底瓦解了曹爽的最后防线。
司马懿的韬略与反击准备司马懿的应对堪称古代政治权谋的典范。他的蛰伏并非消极等待，而是包含一套完整的战略。首先，他利用长子司马师暗中蓄养三千死士，作为政变的突击力量。其次，他保持与朝中不满曹爽势力的秘密联络，构建广泛统一战线。最关键的是，他精准选择了发动政变的时机——曹爽全体核心成员离京，都城防务出现短暂空虚的刹那。这一切准备都在绝对秘密中进行，显示出其老谋深算与组织能力。
高平陵之变的细节与关键转折公元249年正月，少帝曹芳谒祭高平陵，曹爽兄弟皆扈从。司马懿立即发动政变，率部占领武库，封锁洛阳城门，并派兵驻守洛水浮桥。他上奏郭太后（实际是矫诏）罢免曹爽职务，同时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人前往劝说曹爽投降，并指洛水为誓，许诺仅免其官位，保其富贵。此刻，曹爽陷入两难：桓范冒死逃出洛阳建议其挟天子至许昌，号召天下兵马勤王；但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放弃抵抗，叹道“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这一抉择直接导致曹爽集团被族诛，三族尽灭。
长时段历史影响的再审视曹爽不杀司马懿的连锁反应，远超一场宫廷政变本身。最直接的影响是曹魏皇权彻底沦为司马氏傀儡，过程不可逆转。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它标志着始于汉末的世家大族政治走向成熟，皇权必须与士族分享权力成为新的政治规则，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后续的晋朝乃至南北朝政治生态。从更广阔视角看，这一事件揭示了权力博弈中轻视潜在对手的致命性，以及政治信誉（如司马懿的洛水之誓）在特定时刻可作为有效工具，但其背叛也开启了此后诚信沦丧的恶性循环，对魏晋时期的政治道德产生了长远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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