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古代城池的名称,并非单一且固定不变的称谓,而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王朝更迭、地理认知深化与城市功能演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印记与深厚文化内涵的称谓体系。这些名称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成都历史层积、政治地位与文化传承的生动写照。
先秦时期的奠基之名 早在古蜀国时期,成都平原已出现早期城邑。据《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其中,开明王朝第九世将都城从郫邑迁至成都平原腹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便是“成都”得名由来的一种经典说法,寓意着此地成为一方都会。因此,“成都”可视为其最核心、沿用至今的古代城池名称之始。 秦汉时期的建制之名 秦灭蜀后,于公元前311年仿照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设立成都县,此为成都正式纳入中原王朝郡县制体系的开端。汉代,成都不仅是蜀郡的郡治,更因其织锦业的兴盛而获赐“锦官城”之美称。同时,由于城墙上曾种植芙蓉,故亦有“芙蓉城”或“蓉城”的雅号流传。 唐宋时期的繁荣之名 唐代成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与扬州并称“扬一益二”。此时,成都因其发达的商业和夜市,又被称为“南京”(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曾避难于蜀,升成都为南京)和“天府之国”核心的都城。后蜀主孟昶在城墙上遍植芙蓉,使“芙蓉城”之名更盛。 元明清时期的延续与别称 元朝设四川行中书省,成都为省治。明代为蜀王藩府所在地,清代延续为四川省会。在此期间,“成都”作为行政名称稳定传承,而其“锦城”、“蓉城”等文化别称在诗文与民间被广泛使用,与官方称谓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人们对这座古城的多维记忆。 综上所述,成都古代城池的名称,以“成都”为行政主线,辅以“锦官城”、“芙蓉城”等富有诗意的文化别称,它们交织叠映,完整勾勒出这座城市从古蜀文明摇篮到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轨迹。探讨成都古代城池的名称,犹如展开一幅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舆图。这些名称绝非简单的符号,它们镌刻着王朝兴替的印记,承载着地理人文的变迁,是解读成都作为中国西南核心都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密码。其名称体系大致可从行政建制名称、文学文化别称以及历史阶段专称三个维度进行梳理,每一维度都蕴含着丰富的故事与独特的价值。
一、行政建制名称的沿革脉络 行政名称是城池在官方体系中最正式的身份标识,其变化直接反映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策略与地位认定。 首先,“成都”作为最根本的称谓,其起源充满传说色彩。主流观点源于《太平寰宇记》转引的《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而“成都”二字寓意“成功之都”或“最终成就的都邑”,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此地日后成为西南政治经济中心的命运。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蜀后,于公元前311年仿照咸阳格局兴筑大城与少城,并正式设立成都县,隶属蜀郡。自此,“成都”一名作为行政区划的核心,历经汉之蜀郡郡治、唐之益州州治及剑南道治所、宋之成都府路治所、元明清之四川省治,虽管辖范围与级别时有变动,但其名称跨越朝代,巍然不动,展现出惊人的历史延续性。 其次,在特定历史节点,成都曾获得更高级别的都城称号。最为显著的是在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入蜀,成都因其稳固的后方地位和富庶的经济基础,于公元757年被唐肃宗正式定为“南京”,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并列,这是成都古代历史上获得的最高政治名号之一,尽管为时不久,却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战略声望。五代十国时期,前蜀与后蜀政权先后定都于此,成都再次成为割据王朝的正式都城。 二、文学文化别称的诗意绽放 与冷峻的行政名称相比,一系列源于城市特色、产业与景观的文化别称,为成都披上了浪漫温婉的面纱,这些名称多在文人墨客的吟咏和民间口耳相传中得以流芳。 首推“锦官城”与“锦城”。汉代,成都的织锦业已享誉全国,朝廷特设“锦官”于城南流江(今南河)之滨,建立官营织锦工场,并修筑城墙(锦官城)予以保护和管理。杜甫名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使此名千古流传。锦官城后泛指成都,“锦城”则成为其更简洁雅致的代称,象征着城市的繁华与技艺的精湛。 其次是“芙蓉城”与“蓉城”。此名与五代十国后蜀君主孟昶密切相关。据传,孟昶为博宠妃花蕊夫人欢心,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植木芙蓉。每当秋季,芙蓉盛开,四十里如锦绣,故得“芙蓉城”美名。此说虽有演义成分,但成都种植芙蓉历史悠久,此别称极富画面感与艺术气息,“蓉城”作为其简称,至今仍是成都最广为人知的雅号。 此外,成都还有“龟城”的传说。源自张仪筑城时屡建屡塌,后依神龟爬行轨迹修筑方得成功的传说,此名赋予了城池建造以神秘色彩,反映了古人对城市稳固的祈愿。 三、历史阶段专称的特定印记 在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成都还拥有指向性更强的专称。 例如,“益州”在汉代至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管辖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州级行政区划名称,其治所常在成都。故古人常以“益州”指代成都,如诸葛亮《隆中对》中“益州险塞,沃野千里”。 秦汉时期所筑的成都城,有大城(官城)和少城(商业区)之分,“少城”有时也被用来特指成都的特定区域或代指全城。清代在少城旧址修筑满城,供八旗官兵及家属居住,形成了独特的“城中城”格局。 唐宋时期,成都的商业极度繁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夜市灯火通明。因此,在描述其经济盛况时,“扬一益二”中的“益”(即益州,指成都)本身就成了繁华都会的代名词。 四、名称演变背后的城市发展逻辑 成都古代城池名称的演变,深刻揭示了其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成都”行政名的稳定,体现了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与区域中心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历经战乱与王朝更迭而不衰。“锦官城”、“芙蓉城”等文化别称的诞生与流传,则反映了城市经济支柱产业(织锦)与统治者审美情趣、市民生活美学(花卉)的完美结合,展现了成都“休闲中创造,雅致中繁荣”的独特城市气质。而“南京”、“益州”等阶段性专称,则是国家宏观政治军事格局变动在地方名称上的直接投射。 总而言之,成都古代城池的名称是一个多声部的复合系统。官方正名奠定其历史主线,文化雅称赋予其灵魂温度,阶段专称标记其时代坐标。它们共同诉说着同一座城池的故事:一个从“三年成都”传说中走来的古蜀都邑,如何一步步锤炼为“天府之国”的心脏,并以其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将一个个名称刻入中华文明的记忆深处。这些名称不仅是历史的回响,其内涵——如“锦”之华美、“蓉”之柔韧、“都”之汇聚——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成都的城市精神与当代形象。
262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