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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作为中国传统年节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若追溯其最初的称谓，便会发现一个古朴而富有深意的名称——“桃符”。这一早期名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植根于古老的信仰与习俗之中，承载着先民们对于驱邪避祸、迎新纳福的朴素愿望。
名称溯源：从“桃符”到“春联” “桃符”作为春联的雏形与直接前身，其历史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古人认为桃木具有辟邪的神力，《山海经》等古籍中便有关于神荼、郁垒二神执鬼喂虎，立于桃树下的传说。基于这种信仰，人们最初是在桃木板上绘制或刻写这两位门神的形象，或书写其名讳，于岁末悬挂于门户两侧，用以镇宅驱鬼，这便是最早的“桃符”。其功能核心在于“御凶”，具有强烈的巫术与宗教色彩。 形态演变：从神像到文字 桃符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汉代以后，除了绘制神像，也开始出现书写吉祥语句或咒语于桃木板上的做法。这一转变至关重要，它为桃符从纯粹的辟邪物向兼具文学与祈福功能的装饰品演化奠定了基础。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君主孟昶在桃符板上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句，这被广泛认为是历史上第一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春联。至此，桃符的内容开始从神祇名讳转向对仗工整的诗句，其“春联”的实质内涵已然孕育其中。 定名与普及：纸张时代的来临 “春联”这一名称的最终确立与普及，与造纸术的成熟和纸张的广泛应用密不可分。宋代，造纸技术大为进步，成本降低，使得在纸上书写对联并张贴成为可能，逐渐取代了制作工艺相对复杂的桃木板。同时，对联的文学性在文人墨客的推动下得到空前发展，贴春联的习俗也从宫廷官府走向市井民间。明代，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力提倡，除夕贴春联更成为全国性的风俗，“春联”之名遂彻底取代“桃符”，成为这一习俗的标准称谓。然而，“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依旧提醒着我们这项古老习俗那源自“桃符”的悠远起点。探讨春联的早期名称，实质上是在追溯一项民俗事象的文化基因与演变轨迹。“桃符”二字，不仅是一个历史名词，更是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理解春联背后深厚文化意蕴的大门。从驱邪的桃木到喜庆的红纸，从神祇画像到锦绣文章，这一演变历程跨越千年，交织着信仰、文学、技术与民俗的多重动力。
一、信仰之根：桃符的神话与巫术起源 桃符的产生，与上古先民的自然崇拜与鬼神观念直接相关。桃木被视为“五行之精”，能制百鬼，这种观念在《礼记》、《左传》等早期典籍中已有零星记载，但系统化的神话叙事则见于《山海经》。其中所述神荼、郁垒于度朔山大桃树下检阅百鬼，并以苇索缚拿恶鬼喂虎的故事，为桃木的辟邪功能提供了神圣依据。汉代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引述此说，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最初的桃符，便是这种信仰的物质化实践：将桃木制成板状，或画上二神威猛形象，或直接书写其名，悬于门户。其作用纯粹是防御性的，是古人面对未知自然与灾厄时，寻求心理安全与空间洁净的一种仪式性设置。这一时期，“桃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材质的神圣性（桃木）与符号的象征性（门神），文字内容尚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 二、内容之变：从神名到吉语的文学萌芽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积累，桃符的内容开始发生缓慢而深刻的转变。汉代以降，道教兴起，佛教传入，民间信仰体系趋于复杂，单一的两位门神已不足以涵盖人们所有的祈福禳灾需求。于是，在桃符上书写具有法力的咒语、道教符箓或广义的吉祥词语开始出现。例如，书写“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等字样，其功能虽仍偏重辟邪，但已展现出向语言文学靠拢的倾向。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文字的祈福表意功能逐渐被发掘和重视。及至唐代，诗歌文学鼎盛，对偶修辞深入人心，这为桃符内容的格律化、文学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唐代尚未有春节贴对联的普遍习俗，但文人之间互赠“春帖”、“春词”已很流行，这些多为五言或七言的绝句，内容以描绘春光、抒发吉愿为主。这种文学风尚，为后来桃符内容彻底蜕变为对仗联句做好了充分的预热与铺垫。 三、形态之跃：从桃板到纸张的物质载体革命 任何文化形式的普及，都离不开便捷物质载体的支持。桃符早期使用桃木板，制作需砍削、打磨，过程繁琐，成本较高，且不便于书写复杂文字和广泛传播。造纸术虽发明于汉代，但早期纸张质地粗糙，产量有限，未能撼动桃木板的地位。唐宋时期，造纸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竹纸、皮纸的大规模生产，使得纸张变得质优价廉。用笔墨在红纸（红色亦承袭了桃木的辟邪寓意并增添了喜庆色彩）上书写，远比在木板上刻写方便、自由且表现力丰富。这一载体革命，极大地释放了春联的创作与张贴潜力。它使春联得以从“桃符”的实体束缚中解脱出来，形式更加轻巧灵活，内容可以无限丰富和个性化，张贴范围也从门户扩展到楹柱、厅堂、商铺乃至车船，真正实现了从特定辟邪法器到大众节庆装饰品的根本性转变。 四、定名之成：从习俗到制度的官方推动 “春联”名称的最终确立与习俗的全国性固化，与官方的倡导密不可分。五代后蜀孟昶题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于桃符，虽常被视作春联始祖，但当时仍称“桃符”，且可能限于宫廷。真正使贴春联习俗蔚然成风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清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说》记载，朱元璋建都金陵后，曾于除夕前颁旨，要求公卿士庶家门上必须加贴春联一副，并微服出巡观赏取乐。帝王的个人喜好与行政力量的推动，使得贴春联不再是局部或自发的民俗，而成为一种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节令制度。此举迅速将这一习俗推广至全国各个阶层，“春联”之名也随着红纸对联形式的绝对主流化而彻底取代了古老的“桃符”。清代以后，春联的内容、书法、张贴规范等愈发讲究，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 五、文化之续：古今名称的意蕴关联 尽管“春联”已成为现代标准称谓，但“桃符”所蕴含的原始文化基因并未消失，而是以转化的形式延续下来。首先，春节贴春联的时序性（岁末年初）与桃符“驱旧岁之邪，迎新年之吉”的时序巫术一脉相承。其次，春联的对称形式，可视为对门户两侧桃符板物理对称的抽象继承与文化升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桃符还是春联，其核心精神都是对“平安”、“吉祥”、“昌盛”等普世价值的追求。桃符通过威慑鬼怪来被动求得平安，春联则通过抒发美好愿景来主动创造吉祥的心理氛围。从“桃符”到“春联”，体现了中华文化从重巫鬼到重人文，从外在驱避到内在表达，从神秘仪式到审美生活的伟大演进历程。因此，理解“桃符”这一早期名称，不仅是为了知晓一个历史答案，更是为了读懂春联红纸黑字背后，那跨越千年的文化心跳与民族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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