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国乐,这一称谓承载着辉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象征。它并非指代某个单一、固定的音乐作品或乐器名称,而是对唐朝时期宫廷雅乐、燕乐以及广泛流行于社会的音乐艺术体系的总称与美誉。唐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鼎盛阶段,其音乐文化以恢弘的气度、丰富的品类和深远的影响力著称于世,因此后世常以“大唐国乐”来概括和尊崇这一时代的音乐成就。
核心内涵界定 从性质上看,大唐国乐首先指向的是服务于国家礼仪与朝廷活动的“雅乐”。这类音乐严格遵循礼制,用于祭祀、朝会、宴飨等重大场合,旨在宣扬教化、昭示皇权威严,其乐曲、乐队编制及表演程式均有严谨规范。其次,它囊括了更为生动活泼的“燕乐”(亦称宴乐),这是宫廷娱乐与贵族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了中原传统乐舞与四方边疆乃至外来异域的音乐元素,艺术表现力极强。 体系构成要素 大唐国乐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体系。其构成要素包括多样化的乐器,如来自西域的琵琶、筚篥,中原传统的琴、瑟、钟、磬等,它们组合成规模宏大的乐队。乐曲方面,既有承袭前代的清商乐等,也有唐代新创的大曲、法曲,结构复杂,篇幅长大。与之相伴的舞蹈,如健舞、软舞,以及融歌舞戏于一体的“参军戏”等表演形式,也是该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专门的管理机构如太常寺、教坊、梨园,负责音乐的创作、教习与演出,保障了这一体系的繁荣与发展。 历史与文化地位 大唐国乐代表了中世纪东方音乐艺术的最高峰。它不仅是唐朝国力强盛、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更因其空前开放与融合的特性,对当时周边民族地区(如日本、朝鲜半岛)的音乐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许多唐代乐舞通过遣唐使等渠道传播海外,被尊奉学习。同时,它也为后世宋元明清的音乐演变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因此,“大唐国乐”之名,实是对一个时代音乐文化精神、成就及其不朽遗产的崇高礼赞。当我们探讨“大唐国乐名称是什么”这一命题时,深入其肌理便会发现,它远非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所能涵盖。这个称谓如同一把钥匙,开启的是整个唐代波澜壮阔的音乐世界。它是对公元七至十世纪,在李唐王朝统治下,所形成的一套高度制度化、艺术化且极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生态系统的统称。这一时期,音乐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深度介入国家政治、礼仪外交、社会生活乃至精神信仰各个层面,成为盛世文明最动人的听觉注脚。
称谓源流与概念辨析 “国乐”一词古已有之,多指代表国家正统、用于仪典的雅乐。而冠以“大唐”二字,则鲜明地赋予了其时代专属性与辉煌色彩。在唐代当时,或许并无“大唐国乐”这一固定短语,但“雅乐”、“燕乐”、“胡部新声”等分类已十分清晰。后世,尤其是近代以来,出于对唐代文化巅峰地位的追慕与概括需要,“大唐国乐”逐渐成为一个回溯性的、充满敬意的学术与文化概念。它避免了具体乐种名称的局限性,更能从整体上把握唐代音乐海纳百川、引领风潮的气象。需要注意的是,它不同于某个具体乐曲标题(如《霓裳羽衣曲》),也非特指某类乐器合奏,而是一个涵盖创作、表演、制度、理论及对外传播的综合性文化标识。 宫廷雅乐:礼乐秩序的核心 雅乐是大唐国乐体系中最为庄重严肃的部分,直接关联着王朝的合法性与天命观念。唐代建国之初便致力于修订雅乐,唐太宗命祖孝孙、张文收等人考订音律,制定“十二和”之乐,用于不同的祭祀与朝会场合,如祭天神奏《豫和》,祭地祇奏《顺和》。雅乐演奏通常以庞大的“宫悬”乐队形式出现,编钟、编磬等打击乐器居于核心,配合管弦,节奏缓慢,旋律平稳,追求中正平和、肃穆崇高的审美效果,其目的主要在于仪式功能的实现与道德教化的宣扬,艺术性相对内敛。 燕乐繁盛:艺术创新的主阵地 与雅乐的庄重相对,燕乐(宴乐)则展现了大唐国乐最具活力与创造性的面貌。它主要用于宫廷宴饮、节日庆典和贵族娱乐。唐代燕乐极大地吸收了南北朝以来传入中原的西域、中亚、印度等地音乐元素,与原有清商乐等融合,形成了多部伎制度,如著名的“十部伎”,其中包含了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等来自丝绸之路的乐舞。燕乐乐曲结构复杂,典型代表是“大曲”,集歌、舞、器乐于一体,结构庞大,有“散序”、“中序”、“破”等段落,《霓裳羽衣曲》便是法曲类大曲的巅峰之作。教坊和梨园是燕乐创作与表演的中心,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音乐家与舞者。 乐器融合与乐队编制 乐器是大唐国乐声音的物质载体,其融合特征极为显著。一方面,传统乐器如琴、瑟、筝、笙、箫、笛、钟、磬继续使用和发展;另一方面,琵琶、五弦琵琶、筚篥、羯鼓、答腊鼓等外来乐器风靡朝野,尤其是琵琶,成为独奏和合奏中的主角。不同的乐队编制用于不同场合:雅乐多用宫悬乐队,气势恢宏;燕乐坐部伎和立部伎的划分则体现了表演形式和艺术水准的差异,坐部伎艺人水平更高,于堂上坐着演奏,立部伎则于堂下站立表演,规模更大。这种乐器的交汇,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音响色彩和表现力。 管理机构与乐人群体 完备的管理体系是国乐繁荣的制度保障。太常寺是最高礼乐行政机关,下设太乐署、鼓吹署等,负责雅乐、仪仗用乐及乐工管理。唐玄宗时期设立的教坊,专门管理燕乐,集中了众多技艺超群的歌舞艺人。而由玄宗亲自指导的“梨园”,则堪称皇家音乐舞蹈学院,培养了大量的顶尖表演人才。“音声人”是一个庞大的专业乐工群体,其中既有世袭的官属乐户,也有从民间选拔的优秀者,他们构成了国乐传承与创新的中坚力量。 社会渗透与民间回响 大唐国乐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宫廷围墙之内。通过官吏阶层、文人参与以及节庆活动,宫廷燕乐中的许多元素流入民间市井。酒肆、庙会中常有乐舞表演,一些乐曲旋律也被改编传唱。文人诗词与音乐关系密切,许多诗篇被谱曲歌唱,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被谱为《阳关三叠》。同时,民间歌曲、说唱等也为宫廷音乐提供了新鲜养分,这种上下互动使得唐代音乐生活呈现出整体性的繁荣。 对外传播与历史遗产 大唐国乐凭借其强大魅力,成为当时东亚文化圈共同仰慕的对象。日本遣唐使、留学僧大量学习带回唐代乐书、乐器、乐谱和演奏技法,对日本雅乐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仓院至今珍藏多件唐代乐器瑰宝。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也积极吸纳唐乐。这种传播奠定了东亚传统音乐共同的部分基础。尽管安史之乱后宫廷乐工流散,许多具体乐曲舞容后世失传,但大唐国乐的精神——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追求宏大精妙,以及其确立的许多音乐形式、理论框架,深深烙印在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并通过文献记载、文物遗存和后世演变,持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因此,“大唐国乐”之名,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追忆,更是对一个伟大音乐时代所创造的永恒价值的肯定。
46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