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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行政归属演变
邓县，这一地域称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其古时名称的变迁与中原腹地的政治格局紧密相连。该区域位于现今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核心地带，自古便是连接荆楚与中原的战略要冲。从西周至春秋时期，此地为邓国封地，“邓”作为国名与地名开始见于史册。战国时归属楚国，称“邓邑”。秦朝推行郡县制，设立“邓县”，隶属南阳郡，此名沿用至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屡有调整，曾置“邓州”，但“邓县”作为基层政区名称依然存在。隋唐以降，“邓州”成为更高层级的行政单位，辖有邓县。直至现代，原邓县地域演变为邓州市。由此可见，“邓县”在历史上并非单一静止的名称，而是随着朝代更迭，在“邓国”、“邓邑”、“邓县”、“邓州”等称谓间流转，但其核心地理范围与文化认同始终围绕“邓”这一古老根源。
名称源流与历史依据探寻“邓县古时名称是什么”，需追溯“邓”字的本源。一种主流观点认为，“邓”最初是古国名，源于古老的曼姓部族，该国在西周初期受封立国。甲骨文与早期金文中已出现“登”字，与“邓”相通，可能指向祭祀或地名。春秋时期，《左传》等典籍明确记载了邓国与周边诸侯国的交往与征伐。公元前678年，邓国被楚国所灭，其地入楚，转为“邓邑”。秦统一后，“邓县”之名正式进入官方行政区划序列，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此后近两千年间，尽管行政层级时有升降，但“邓”作为地名主干被保留下来。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等地理总志，均对邓州、邓县的沿革有明确记述。这些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共同构成了邓县历史名称演变的确凿证据链。
文化记忆与当代意义邓县古称的演变，不仅是简单的名词替换，更是区域历史文化的层累与标识。从古老的邓国到今天的邓州市，“邓”字如同一根坚韧的文化纽带，串联起三千年的岁月。当地留存的历史遗迹，如邓国春秋园、吾离冢（邓国国君墓）等，都是这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了解“邓县古时名称是什么”，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变迁的规律，透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互动。对于当地民众而言，这些古称是集体记忆的载体，增强了地域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在当今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厘清邓县的历史名称脉络，对于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传承历史文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让古老的地名在新时代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上古源起：从氏族方国到诸侯封国
要深入理解邓县的古时名称，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审视。“邓”的起源极为古老，可追溯至夏商时期的氏族方国。根据《世本》、《路史》等古籍记载，邓为曼姓之国，其先祖可能为黄帝后裔或与之联姻的古老部族。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王登于……”的记载，学者认为此“登”地即后世之“邓”，说明该地在商王朝时期已是重要的活动据点或祭祀之地。西周初年，周王室实行大规模分封，邓国作为南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被正式册封，其国君爵位为“侯”。此时的邓国，疆域相对稳定，以今日邓州市一带为中心，控制着南阳盆地南部的肥沃土地与交通孔道，成为周王朝经略南土、屏藩周室的重要力量。邓国与当时的申国、吕国等毗邻，共同构成了周朝在南阳盆地的政治军事布局。这一时期，“邓”作为国名，不仅是一个地理标识，更是一个拥有独立政权、军队和外交的诸侯政治实体名称。
春秋激荡：邓国的消亡与楚地邓邑的形成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地处南北要冲的邓国，其命运与楚国的北上扩张紧密交织。邓国与楚国最初通过联姻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关系，着名的“楚武王夫人邓曼”便是出自邓国的贵族女子。然而，随着楚国国力的迅猛增长和争霸野心的膨胀，地处北上中原要道的邓国成为了楚国的战略目标。公元前703年，楚国与巴国联兵伐邓，邓国虽奋力抵抗，但国力已显不支。至公元前678年，楚文王亲率大军，一举攻灭邓国。邓国灭亡后，其故地直接被纳入楚国版图，设置“邓邑”。从“邓国”到“邓邑”，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性质的根本转变：从一个独立的诸侯国，降格为楚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和军事重镇。楚国在此经营，将其作为北上中原、东进淮域的重要前进基地。邓邑在楚国治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楚文化在此地与中原文化、本地原有文化深度融合，为后世该地域独特的文化风貌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邓”作为地名，其政治主权属性消失，但地理与文化标识功能在楚国疆域内得以延续和强化。
秦汉定制：郡县体制下“邓县”的正式确立战国末期，秦国东出，于公元前292年攻取楚国宛城（今南阳），邓地随之归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这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划时代变革。在此背景下，秦朝在原邓邑及周边地区正式设立“邓县”，隶属于南阳郡。至此，“邓县”作为一个标准的、全国统一的基层行政区划名称，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并被司马迁载入《史记》。汉代承袭秦制，邓县仍属南阳郡。《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南阳郡……县三十六：宛、犨、杜衍、酂、育阳、博山、涅阳、阴、堵阳、雉、山都、蔡阳、新野、筑阳、棘阳、武当、舞阴、西鄂、穰、郦、安众、冠军、比阳、平氏、随、叶、邓、朝阳、鲁阳、舂陵、新都、湖阳、红阳、乐成、博望、复阳。”其中的“邓”，即指邓县。汉代邓县经济有所发展，因其地处南阳盆地中心，农业兴盛，同时也是南北商路的重要节点。从“邓邑”到“邓县”，标志着该地从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城邑，彻底转变为中央集权帝国下的基层行政单元，名称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
魏晋至隋唐的沿革：州郡交错中的名称升降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行政区划混乱的时期，邓县的名称和隶属也经历了复杂变化。三国时，邓县属曹魏南阳郡。西晋时，曾一度设立“邓城郡”，但为时较短。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改革，于此地置“荆州”（后改称“南荆州”），治所在穰县（今邓州城区），邓县为其属县。这一时期，“州”作为高层政区开始凸显。隋朝统一后，废郡存州，开皇初年改南荆州为“邓州”，这是“邓州”之名首次出现，下辖穰县、冠军县、课阳县等，原邓县地域大致包含在穰县范围内。大业年间，隋炀帝又改州为郡，邓州复为南阳郡。唐朝建立后，恢复州县制，武德二年复置“邓州”，治穰县，领穰、冠军、深阳三县。贞观年间，邓州属山南东道，辖境扩大。在整个隋唐时期，“邓州”作为统县政区的名称稳定下来，而“邓县”作为其下辖县的名称在某些时段存在，但更多时候其核心区域由“穰县”代表。这种“州-县”二级制中“邓”字用于高层政区名的现象，反映了该地域政治地位的提升和管辖范围的扩大。
宋元明清的稳定与近代变迁宋、金、元、明、清各代，邓州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地位基本稳固。宋代，邓州属京西南路，领穰、南阳、内乡、顺阳四县。着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任邓州知州，在此创作了传世名篇《岳阳楼记》，使邓州之名广为人知。金朝占据北方后，邓州属南京路。元朝实行行省制，邓州属河南江北行省南阳府。明朝和清朝，邓州均属河南省南阳府，但明清的“州”分直隶州和散州，邓州在明代一度为直隶州，后降为散州，不再辖县，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县，但地位略高于普通县。此时的“邓州”地域，实质上就是历史上邓县的核心区域。民国初年，全国废府州厅改县，1913年，邓州正式改称为“邓县”，重新使用了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县名，隶属河南省南阳专区。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文化层累与地名遗产的价值纵观邓县古时名称的演变轨迹——邓国、邓邑、邓县、邓州，再复为邓县，直至今日的邓州市——这绝非简单的名词循环，而是一部缩微的地方史，生动体现了“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这一论断。每一个名称都对应着特定的历史阶段、政治制度和文化语境。“邓国”代表了分封制下的贵族政治时代，“邓邑”标志着楚国地方统治的印记，“邓县”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开创的标志，“邓州”则反映了魏晋以后高层政区的发展演变。这些名称层层叠加，共同构成了该地域丰厚的历史文化地层。如今，在邓州市，人们可以通过邓国春秋园、福胜寺塔、花洲书院（范仲淹讲学处）等古迹，直观触摸这些不同名称背后的历史片段。保护和研究这些古地名，不仅是学术课题，更是传承地方文化根脉、提升社区认同、促进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它提醒我们，每一个看似普通的地名背后，都可能蕴藏着跨越千年的故事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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