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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诗词名称的范畴界定
当我们谈论“敦煌诗词名称”，其内涵并非指代某一首具体且唯一的诗作或词牌，而是指向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集合。这一名称特指那些发现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地区石窟与藏经洞中，自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以手抄卷轴形式保存下来的古典诗歌与词曲文本的总称。这些珍贵的文献，因出土于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即著名的“藏经洞”）及周边遗址，而被学术界统称为“敦煌诗词”或“敦煌诗歌”。它们是中国中古时期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交融并存的重要实物见证，其名称本身就承载着地理发现与文献类型的双重标识意义。 核心构成与主要类型 敦煌诗词的宝库主要由两大类文本构成。第一类是敦煌曲子词，这是敦煌文献中最具文学创新价值的部分。它们多为唐代流行于民间的歌曲唱词，题材包罗万象，从军旅边塞、闺怨相思到佛理劝善、市井风情均有涉猎。这些作品句式灵活，语言质朴，许多词调如《菩萨蛮》、《浣溪沙》等，为后世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二类是敦煌诗歌，其中既包括王梵志、白居易等文人诗作的抄本，更有大量佚名诗人的创作，以及僧侣、学郎、官吏在当地留下的题壁诗与杂诗。这些诗歌反映了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社会风貌、民众思想与文化交流状况。 命名的历史与文化意蕴 “敦煌诗词”这一名称的诞生，紧密关联着二十世纪初的考古发现。1900年，藏经洞的重见天日，使得数万卷古代写本震惊世界。学者们在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依据其出土地点与文学体裁，逐渐确立了“敦煌诗词”这一学术称谓。它不仅仅是一个分类标签，更是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一段被尘封的文学史因偶然发现而得以续写。这些诗词的名称，因其载体多为没有固定标题的卷子，常由后世研究者根据首句、内容或曲调进行拟题，这也构成了其名称来源的一大特色。总体而言，“敦煌诗词名称”指向的是一个依托于特定时空、以物质遗存形式保留下的诗歌海洋，其价值在于补全了中国文学史中关于中古时期民间与地域文学的重要篇章。概念溯源与学术定义
深入探究“敦煌诗词名称”这一概念，必须将其置于敦煌学的宏大背景之下进行审视。从严格的学术定义上讲，它并非指某一首诗的题目，而是对一类特定出土文献集合的指称。其核心要素包含三个层面：地域性，即所有文献均发掘自敦煌莫高窟及其周边区域；时代性，文献创作与抄写年代横跨四世纪至十四世纪，以唐、五代、宋初为核心；体裁性，内容主体为具备韵律和文学性的诗歌、曲子词、俚曲等韵文作品。这一名称的固化与流传，与王国维、罗振玉、向达、王重民等几代学者的整理校勘工作密不可分。他们在编纂《敦煌曲子词集》、《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奠基性著作时，正式使用了此类统称，从而使其成为一个被国际汉学界所公认的专有学术名词。 文本载体的形态与分类 敦煌诗词的物理形态是其名称背后丰富内涵的直观体现。它们主要书写于麻纸、楮皮纸等卷轴之上，墨迹历经千年而犹存。根据写本的性质与用途，可进行细致分类。首先是规范抄本，这类多为文人诗集的誊录或学童习字的范本，字迹相对工整，如《王梵志诗》写卷。其次是实用文书附诗，在官府文书、经济契约、佛经卷背等空白处，常有无名氏信手拈来的即兴诗作，生动记录了当时普通人的瞬间情感。再者是寺院修行文本，包括僧侣创作的佛偈、劝善诗以及用于法事唱诵的曲子词，体现了宗教与文学的深度融合。最后是题壁与杂写，直接书写于石窟墙壁或废弃纸片上的诗句，往往更具随意性与原始生命力。这种多样化的载体形态，使得“敦煌诗词”作为一个集合名称，内部包含了从精英到大众、从正式到随意的完整文学光谱。 核心文学类别的深度解析 在文学层面，敦煌诗词主要由两大支柱构成，每一类都独具风貌。第一支柱是敦煌曲子词，这是敦煌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它们本质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词，在词体发展史上处于由民间曲词向文人词过渡的关键阶段。其内容极具世俗气息，例如描写商人生活的《长相思·作客在江西》，抒发征人思妇之痛的《破阵子·年少征夫堪恨》，以及反映女子情态的《柳青娘·倚阑人》等。这些作品格律尚未完全定型，常夹杂方言俗语，却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与真挚的情感，直接影响了温庭筠、韦庄等晚唐五代词人的创作。许多曲调名目，如《天仙子》、《竹枝子》，为后世词牌研究提供了早期范本。 第二支柱是敦煌诗歌，这是一个更为庞杂的体系。其中既有流传中原的诗人作品在边疆的抄本，如韦庄的《秦妇吟》长达数百句的叙事长诗，全赖敦煌写本得以保存全貌。更有价值的是大量本土原创诗。一类是以王梵志为代表的通俗讽喻诗，语言浅白如话，以幽默犀利的笔触针砭世态人情，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另一类是河西本地文人与官吏的创作，如《敦煌廿咏》组诗，系统吟咏了当地的山川古迹与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地方史志价值。还有数量可观的学郎诗、闺怨诗、边塞诗，以及大量带有佛教色彩的偈颂诗。这些诗歌共同描绘出一幅中古时期丝绸之路重镇的社会文化全景图。 命名方式的独特性与文献价值 敦煌诗词具体篇目的命名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课题。由于多数写卷首尾残缺，或原本就无题，现代学者不得不为其拟定标题。常见的拟题方法有四种：一是“首句为题”，即截取诗歌首句的前几字作为题名，这是最传统的方式；二是“内容概括”，根据诗歌的核心意象或主题提炼题目；三是“调名即题”，对于曲子词，常以其所属的音乐曲调名称作为词牌名；四是“综合编号”，在学术著录中，常采用如“伯（希和编号）XXXX”、“斯（坦因编号）XXXX”等收藏号来指代。这种“后补式”的命名现象，恰恰反衬出这批文献的原始性与民间性——它们最初是在传唱与传抄中流动的生命，而非供奉于庙堂的定型文本。 正是这种原始性，赋予了敦煌诗词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它们像一座未被宋代以后文人过度筛选和雅化的文学原矿，保存了诗歌词曲在民间传播时的本真样貌。其中大量的俗字、异文、方言，是研究中古汉语音韵与词汇的活化石。所反映的多元文化交融景象——中原汉文化、吐蕃文化、回鹘文化乃至粟特文化的影响痕迹——对于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动至关重要。从文学史角度看，它填补了《全唐诗》等传世文献的巨大空白，让我们听到了来自边疆、民间和下层文人的真实声音，极大地丰富和修正了我们对于中国中古文学版图的认知。 文化意义的延伸与当代回响 “敦煌诗词”这一名称，早已超越单纯的文献学范畴，升华为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意象。它代表了中华文明因封闭而得以保存的记忆宝藏，象征着文化交流与传承的坚韧力量。当代，这些沉睡千年的诗句正被不断激活。学者们通过数字化技术，对散落世界各地的写卷进行高清整合与比对研究；音乐家将敦煌乐谱与曲子词结合，尝试复原唐代声乐；文学家与艺术家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舞蹈、戏剧、影视等众多文艺作品。可以说，“敦煌诗词”不仅是一个历史名称，更是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化生命体。它提醒着我们，在煌煌正史与经典之外，还有一片由无数无名者共同谱写的、生动而辽阔的文学原野，而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生生不息的源泉之一。理解“敦煌诗词名称是什么”，实质上是开启一扇通往那个多元、生动、充满烟火气的古典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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