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至汉晋的肇始与初建
福州地区的文明曙光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属于百越之地中的闽越族活动范围。这一时期尚无明确的行政建置名称,多以地域族群泛指。真正的变革始于秦朝统一,秦始皇在福建设立闽中郡,但治所并非在今福州城区,郡治的具体地点学界尚有讨论,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此地实行了名义上的管辖。西汉初期,闽越国势力一度强盛,其王城“冶城”被普遍认为是福州城市建设的开端。“冶城”之得名,传统观点认为与闽越王无诸在此冶铸或该地冶炼业发达有关,其地理位置大约在今福州屏山(古称越王山)一带。汉武帝平定闽越后,采取徙民虚其地的策略,此地一度衰落,归属会稽郡管辖。直至东汉末年,孙吴政权为经营东南,于公元196年在此设立侯官都尉,负责军事与屯田,为后续建郡打下基础。 二、六朝时期的郡治确立与名称迭变 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正式设立建安郡,但郡治在建瓯。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从建安郡析出部分地域设立晋安郡,郡治设在原丰县(即今福州城区),这是福州作为郡一级行政中心的开端。“晋安”一名,鲜明地打上了西晋王朝的烙印。进入南北朝,政区划分变动频繁,郡名也随之更改。南朝宋时改称晋平郡,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又改称南安郡,不久复名晋安。陈朝时,则改设为闽州,这是“闽州”作为州一级名称首次与福州地区联系,提升了其行政层级。此外,在梁、陈之际,还有“丰州”之称。这一时期,中原战乱,衣冠南渡,大量士族移民带来先进文化与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的初步开发,名称的频繁变更也反映了王朝更迭与地方治理策略的调整。 三、隋唐五代的整合定型与“福州”得名 隋朝统一后,大力裁并州郡。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丰州为泉州(此泉州治所在今福州,与后来的泉州不同)。大业初年,又改泉州为闽州,不久废州设建安郡。唐朝建立后,政区设置趋于稳定。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因州西北有福山,改闽州都督府为福州都督府。自此,“福州”之名登上历史舞台并沿用至今。“福州”的定名,不仅因缘于地理风物,更寄托了“福佑之州”的美好寓意,标志着该地已成为东南沿海一个稳定繁荣的区域中心。唐代福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海上贸易兴起。五代时期,王审知建立闽国,定都福州,大力扩建罗城与夹城,福州迎来了作为王都的第一次辉煌,城市规模空前扩大,号为“长乐府”或“闽都”,其政治地位达到顶峰。 四、宋元明清的稳定发展与别称雅号 两宋时期,福州保持“福州”之称,属福建路。经济上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文化上书院林立、人才辈出,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元代设福州路,明代改为福州府,清代沿袭明制。在此期间,“福州”作为官方行政区划名称再无变更。然而,在文学、地理及民间语境中,福州还衍生出许多富有诗意的别称。因其城内有于山、乌山、屏山三山鼎立,故有“三山”之别称。又因宋代太守张伯玉倡导“编户植榕”,全城榕树遍地,绿荫满城,故得“榕城”之雅号,此称最为深入人心,沿用至今。此外,因城内河道纵横,也曾被称为“闽都”。这些别称从不同角度描绘了福州的城市风貌与文化特质,与官方名称相辅相成,共同丰富了福州的历史文化意象。 五、古称演变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意蕴 福州古代地方名称的演变轨迹,深刻遵循着几条历史逻辑。首先是国家整合与行政建构的逻辑,从秦汉的初步纳入,到六朝的郡治确立,再到唐代以降的稳定命名,反映了中央政权对东南边疆逐步加强控制与管理的过程。其次是地理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名称从无到有,从军事据点(如侯官)到繁荣州府(如福州),背后是移民涌入、土地开垦、海上贸易带来的区域实力增长。最后是文化融合与身份塑造的逻辑,无论是带有中原王朝色彩的“晋安”,还是寄托地方福祉的“福州”,抑或是体现自然风貌的“榕城”,都参与了福州地方文化认同的构建。这些层累的古称,如同年轮般记录着城市的成长,它们不仅是历史的注脚,其本身已成为福州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持续为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注入独特的历史纵深感和人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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