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要诛杀的宦官头领是谁

一、事变背景：皇权与宦权的激烈碰撞

       要理解甘露之变为何将仇士良等人锁定为首要目标，必须回溯中晚唐特殊的政治格局。自唐德宗以来，宦官凭借掌控神策军这支中央禁军，权势日益稳固。他们不仅掌握军权，更深度介入宰相任免、皇位继承等核心政务，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北司”（宦官机构），与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机构）分庭抗礼，甚至凌驾其上。唐文宗李昂本人便是由宦官王守澄等人拥立，他即位后深感屈辱，立志铲除宦官，重振朝纲。然而，当时的宦官集团已盘根错节，其首领人物如王守澄、仇士良、鱼弘志等，皆是通过掌控神策军而权倾朝野。因此，任何铲除宦官的企图，都必然直指这些手握兵权的宦官军事首领。

       二、目标人物谱系：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宦官头领

       甘露之变计划诛杀的并非个别宦官，而是一个以仇士良为核心的权力集团。仇士良是当时宦官中最具威胁的人物。他历经数朝，老谋深算，在事变前已接替王守澄出任左神策军中尉，这是禁军最高指挥官，负责宫廷及皇帝安全，可谓挟天子以令朝野的关键职位。他的权势基础直接来源于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是与之地位相埒的另一军事巨头，两者共同把持了中央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此外，计划中可能还包括其他担任枢密使、宣徽使等要职的宦官头目，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军权为基石、全面渗透行政与宫廷事务的寡头集团。诛杀他们，意在瞬间摧毁宦官集团的指挥中枢与武力依托。

       三、密谋与设计：一场精心布局的诱杀陷阱

       以李训、郑注为首的朝臣集团，为文宗设计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他们利用了皇帝“观露”这一合乎礼制的公开活动作为掩护。具体步骤是：先派人奏报左金吾厅后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古人视甘露为天下太平的祥瑞），诱使文宗命宦官头领们前去查验。李训等人则提前在院内埋伏甲兵，计划待仇士良、鱼弘志等主要目标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关闭院门，一举格杀。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擒贼先擒王”，力求以最小代价、最快速度瘫痪宦官集团的领导层，进而由皇帝下诏，由忠于朝廷的官员接管神策军。整个布局看似巧妙，将公开仪式与秘密行动相结合，意图达成突然性。

       四、功败垂成：细节疏漏与仇士良的致命警觉

       然而，在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事变的当天，计划在执行环节出现致命纰漏。当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簇拥文宗来到左金吾厅院时，陪同的李训因紧张催促甲兵行动过早，导致院内帷幕晃动，引起了仇士良的警惕。这位久经政争的宦官头领立刻意识到危险，反应极其迅速。他不仅没有继续前行深入陷阱，反而当机立断，高声呼喊“事急矣”，与鱼弘志等人强行挟持文宗的软舆，撞开阻拦的朝臣，疾驰逃回宫内含元殿，并立刻命令神策军关闭宫门。宦官集团的中枢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使得整个诛杀计划瞬间破产。这一转折的关键，正在于仇士良个人极高的警惕性和在危机时刻控制皇帝、调动军队的果断能力。

       五、血腥清算：失败后的政治灾难

       逃脱后的仇士良等人，迅速从“被诛杀的目标”转变为“血腥的清算者”。他们以皇帝的名义（实为完全控制皇帝后），指挥神策军在全城展开大搜捕。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参与或疑似参与密谋的重臣，以及其家族、门生故吏数千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并处死，长安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仇士良借此机会不仅清除了异己，更是对南衙朝官系统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打击，使朝廷几乎为之一空。经此一役，宦官集团，尤其是以仇士良为首的领导层，其权势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因彻底扫清了内部的反对派和潜在的威胁而更加巩固，对皇帝的控制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六、深远影响：唐王朝无可挽回的颓势

       甘露之变的失败，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首先，在政治上，它宣告了皇帝与士大夫联合从内部铲除宦官势力的最后努力彻底失败。此后，直至唐亡，宦官专权成为定局，皇权再也无力扭转。其次，它造成了人才断层与朝政混乱，大量有识之士殒命，行政体系瘫痪，加速了吏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最后，它极大削弱了中央权威，向天下暴露了朝廷中枢的虚弱与无能，间接鼓励了地方藩镇的骄横与割据倾向。唐文宗在事变后郁郁寡欢，数年后去世，其悲剧命运正是皇权沦丧的缩影。因此，甘露之变中未能诛杀的宦官头领仇士良，反而通过反杀巩固了权位，这一结果深刻改变了唐朝最后几十年的历史走向，成为帝国沉沦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