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界定
所谓“各省合并名称”,并非指现行行政区域发生实际合并,而是指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若干省份因行政调整、区划重构或联合发展需要,在民间或特定领域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统称或合称。这类名称往往承载着地理、历史、文化或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是理解中国区域格局演变与互动关系的一把钥匙。它们通常不作为官方行政区划名称使用,却广泛存在于社会交流、经济规划与文化讨论之中,反映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与民间的地理认知。
主要形成背景此类合并名称的出现,主要基于几种背景。首先是深厚的历史渊源,例如一些地区在古代曾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单元,虽后世分治,但文化认同感强。其次是紧密的地理毗邻与生态整体性,如共享同一片平原、流域或山脉的省份,自然条件相似,发展路径相通。再次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合作需求,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下,地理位置接近、经济互补性强的省份常被并称,以突出其联合发展的整体形象。最后,也有源于特定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短暂合并后又分开,但名称却遗留于民间记忆的情况。
常见类型划分根据其指代范围和构成特点,可大致分为几类。一是区域性泛称,如“东北三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二是基于地理单元的合称,如“江浙”指江苏与浙江;三是因重大国家战略而强化的联合称谓,如“京津冀”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四是历史文化圈概念,如“中原地区”常涉及河南及周边部分区域;五是特定经济协作区的代称,如“成渝地区”指向四川与重庆的核心区域。这些名称的边界有时清晰,有时模糊,随语境变化而略有不同。
社会功能与意义这些合并名称虽非官方建制,却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日常生活与媒体传播中,它们简化了表述,方便人们快速认知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区域整体。在学术研究领域,它们为区域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比较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单元。在政策制定与规划层面,它们有助于凝聚共识,推动跨行政区的协同治理与合作项目落地。同时,这些名称也是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增强了区域内民众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是观察中国区域关系与地方认同的生动窗口。
从地理毗邻到区域统称:基于方位与自然单元的合称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方位与自然地貌的相似性,是催生省份合并名称最直观的基础。最为典型的当属“东北三省”,这一称谓精准概括了位于山海关以东、共享东北平原的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三省不仅在气候上同属中温带与寒温带,在历史上也经历了相似的开发进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东文化”。与之类似,“西北五省区”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通常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们深处内陆,气候干旱,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与多民族交融的文化特征将其紧密相连。在南方,“两广”之称历史悠久,指广东与广西,虽现在分属不同省级行政区,但“广”字同源,历史上关系密切,语言文化(粤语、岭南文化)相通。而“江浙”并称,则聚焦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江苏与浙江两省,这里河网密布、经济富庶,共同构成了吴越文化的核心区。这些基于地理单元的合称,强化了人们对区域自然禀赋与整体形象的认识。
战略协同下的现代组合:国家政策驱动的联合称谓随着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批由政策强力推动的省份联合称谓应运而生,并具有极高的公众认知度与规划指导意义。“京津冀”是其中的标杆,它将首都北京、直辖市天津与河北省视为一个整体,旨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交通、生态、产业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概念不断扩容,最初的核心“江浙沪”(江苏、浙江、上海)现已拓展至包括安徽在内的更大范围,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开放度的区域之一。在西南腹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让四川与重庆的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成渝”作为整体概念频繁出现于各类规划文件中,旨在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虽涉及特别行政区,但其核心也包含了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等九市,是“一国两制”下区域合作的典范。这类名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战略导向,直接反映了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布局。
历史深处的文化回响:基于历史政区与文化圈的称谓许多省份合并名称植根于悠久的历史,是古代行政建制或文化地理概念的现代表述。“中原”是一个经典的文化地理概念,狭义上常指河南省大部,广义上则可涵盖河南及周边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等省份的部分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西走廊”虽是一个地理通道名称,但在历史与现实中,它关联着甘肃省的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地市,是理解甘肃西部历史与战略地位的关键。在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上的云南与贵州两省,因相似的高原地形、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上一定的行政关联(如明清时期的云贵总督辖区),常被并称为“云贵”。这些称谓超越了现代行政区划的界限,唤醒了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认同,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经济协作的民间表述:产业与市场联系催生的合称在经济活动与民间交流中,一些因产业互补、市场一体或交通联通而形成的省份组合,也产生了特定的合并称呼。例如,在能源领域,“晋陕蒙”接壤地区(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因富含煤炭资源,常被作为一个能源金三角来讨论。在旅游推广中,“滇川藏”交界地带(云南、四川、西藏东部)因其壮丽的横断山区风光和独特的藏族、羌族等民族文化,被旅游界视为一个经典的生态文化旅游区域。在传统商帮文化影响下,“徽商”主要源自古徽州(今安徽黄山、宣城部分地区),但其商业活动范围广泛,常与毗邻的浙江、江苏等地产生紧密联系,在文化讨论中时有并提。这些称谓多源于行业或民间视角,体现了社会经济活动对地理空间认知的重塑。
模糊边界与动态演变:合并名称的弹性与当代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各省合并名称的边界并非总是铁板一块,其具体所指常随语境动态变化。例如,“华中地区”有时指湖北、湖南、河南,有时则包括江西。一些称谓的范围也在扩展,如“长三角”从“江浙沪”到“三省一市”(江浙沪皖)。这种弹性恰恰反映了区域联系的复杂性与发展性。在当代,随着高铁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省份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极大压缩,经济与社会联系日益加密,未来可能还会涌现出新的、基于创新链、供应链或生活圈的跨省区域合称。理解这些合并名称,不仅是对地理知识的掌握,更是洞察中国区域发展脉络、理解各地民众心理认同与文化交往的一扇重要窗口。它们如同一张张无形的网络,将一个个独立的行政省份编织进更大范围的区域共同体叙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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