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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天氏之乐，是中国上古传说中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原始乐舞形态。其名称直接来源于远古部落首领葛天氏，被后世视为华夏音乐与舞蹈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这一乐舞形态并非指代某一首固定的乐曲，而是概括了在葛天氏时代所形成的一套集歌唱、舞蹈与器乐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它深深植根于先民的生产劳动、祭祀仪式与群体生活中。
名称的历史渊源 关于“葛天氏”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葛天氏通常被描述为一位贤德的远古帝王或部落联盟首领，其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民风淳朴、天下大治的“理想时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乐”，因此被赋予了文明开创与道德教化的崇高意涵。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古人将重要的文化创造归功于杰出领袖或圣王的传统观念。 表演的基本形制 据古籍描述，葛天氏之乐的典型表演形式，是多人（通常记载为“三人”或“八人”）手持牛尾，踏着节拍载歌载舞。表演者手持的牛尾，既是舞蹈道具，也可能具有图腾或祭祀法器的象征意义。其歌舞内容多与劳动、狩猎、祭祀以及对自然万物的颂赞密切相关，节奏鲜明，动作粗犷有力，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群体协作的精神。 文化的核心内涵 葛天氏之乐的核心内涵远超单纯的娱乐。它首先是一种“功成作乐”的体现，旨在颂扬领袖德政与部落和谐。其次，它是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用于沟通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族群繁衍。最后，它也是凝聚部落成员、规范社会行为、传承生存知识与集体记忆的关键媒介，是集宗教、政治、教育功能于一体的原始文化综合体。 后世的影响与地位 在中华乐舞发展史上，葛天氏之乐具有肇始与典范的地位。它被儒家及后世史家不断追述和理想化，成为“先王乐教”的远古典范，象征着艺术源于自然、服务于社会的正统观念。尽管其具体的音乐旋律与舞蹈动作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葛天氏之乐”这一名称，已然成为一个承载着远古文化记忆、代表华夏艺术源头的经典符号，持续激发着后人对于文明起源的想象与学术探究。探究“葛天氏之乐名称是什么”这一问题，绝非仅仅得到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它牵引出的，是一段关于华夏文明艺术晨曦的深邃记忆，一个融合了传说、历史、艺术与哲学的文化原型。这个名称本身，就像一把古老的钥匙，试图为我们打开那扇通往先民精神世界与艺术创造源头的大门。
名称的文本溯源与历史语境 “葛天氏之乐”作为一个完整的称谓，其权威性的文字出处首推《吕氏春秋·古乐篇》。该书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短短十余字，构成了后世认知的基石。此外，《路史》、《史记》等典籍中亦有提及葛天氏或其时代，虽未详述乐舞，但共同构建了葛天氏作为上古圣王的形象背景。需要理解的是，先秦两汉文献对上古史的记述，往往带有浓厚的“层累建构”色彩与托古喻今的意图。将一套完善的乐舞系统归名于葛天氏，很可能反映了周秦时代学者对艺术起源的一种历史哲学解释：即伟大的文化制度必源于伟大的圣王时代。因此，这个名称从诞生之初，就兼具了历史传说与理想模型的双重属性。 乐舞形态的具体构拟与象征解析 根据有限而关键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尝试构拟葛天氏之乐的基本样貌。其表演者“三人”或“八人”的数目，可能并非确数，而是象征小型群体的协作，或与原始八卦观念有所关联。核心道具“牛尾”极具深意：牛在农耕文明中是重要的生产力和财富象征，尾则是其延伸与代表。手持牛尾而舞，首先可能模拟狩猎成功或畜牧生活的场景，是对劳动过程的艺术再现；更深一层，牛尾或许扮演着类似“旌旗”或“权杖”的角色，是群体号召力与首领权威的物化象征；在祭祀语境中，它甚至可能是一种通神的法器。 所谓“投足”，描绘的是以脚踏地、击打节拍的舞蹈动作，这种源自身体本能的节奏，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音乐形式。而“歌八阕”则是其丰富内容的直接证明。“八阕”意指八支歌曲或八个乐章，其内容据后世注疏推测，依次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从这些标题可见，乐章涵盖了歌颂祖先与部落（载民）、图腾崇拜（玄鸟）、祈愿植物繁茂与农业丰收（遂草木、奋五谷）、敬畏自然规律（敬天常、依地德）、颂扬天帝与首领功绩（达帝功），乃至表达对万物和谐的终极追求（总禽兽之极）。这几乎是一部用歌舞演绎的原始史诗，囊括了先民的宇宙观、生存观与社会观。 多维度的文化功能与社会意义 葛天氏之乐在原始社会中扮演着多功能的核心角色。在宗教维度上，它是隆重的祭祀仪典，通过程式化的歌舞与天地、神灵、祖先沟通，旨在维系宇宙秩序的和谐，保障族群生存的底线需求。在政治维度上，它是强化部落认同、宣示首领权威、庆祝重大功绩的场合。“功成作乐”的逻辑在此显现，乐舞的成功表演，本身就是统治合法性与社会繁荣的视觉与听觉证明。在教育与传承维度上，它将生产知识（如狩猎、农耕）、部落历史、道德规范（如敬畏天地）全部编码进易于记忆和传播的歌舞形式中，是口传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在审美与情感维度上，它提供了群体性的情感宣泄与审美体验渠道，增强了共同体的凝聚力与生命欢愉感。 在后世思想史与艺术史上的投影 葛天氏之乐对后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观念层面，成为儒家乐论及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源头符号。儒家学者常引葛天氏之乐为例，来论证“乐与政通”的思想，认为太平盛世必然产生和谐优美的音乐（“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而葛天氏时代正是这种理想的范本。它也被视为“乐教”的鼻祖，强调艺术对于陶冶性情、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在艺术领域，“葛天氏之乐”代表了一种艺术起源学说：艺术起源于劳动、祭祀与群体生活的综合需要。其“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的质朴形式，被后世文人反复吟咏，成为一种返璞归真、天真自然的艺术境界象征，与过度雕琢的技艺形成对比。 当代研究与文化再识 时至今日，对于葛天氏之乐的探究已从经学注疏走向多学科交叉的现代学术研究。音乐史学者结合人类学、考古学资料，将其置于全球原始乐舞的视野中比较，分析其形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舞蹈史研究者着力于从“操牛尾”、“投足”等描述中，复原其可能的动作语汇与队形变化。文化学者则更关注其作为“文化记忆”的构建过程，剖析这一名称如何在不同时代被不断重新诠释和赋予新意。在当代文化创作中，“葛天氏之乐”也成为灵感来源，一些舞蹈、音乐作品试图以现代艺术语言重新诠释这一远古意象，连接古今审美。尽管其实体已不可复得，但作为名称与概念的“葛天氏之乐”，依然活跃在我们的文化话语中，持续诉说着关于艺术起源、文明初心与社会和谐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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