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西方的天文观测与星象文化中,不祥星并非指单一固定的星辰,而是一个泛指概念,用以描述那些被先民认为会带来灾祸、战乱、疫病或王朝更迭等负面影响的特殊天体。这类星辰的称谓、具体指向及其象征意义,因地域、时代与文明体系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但其核心都围绕着“天象示警”的古老观念展开。
东方体系中的主要称谓在华夏文明的传统星官体系与占星术中,不祥之星常被归入“妖星”或“客星”的范畴。妖星通常指形态异常、行踪不定且突然出现的星体,如“孛星”(彗星的一种,光芒四射如扫帚)、“枉矢”(形如弓矢的流星)等,其出现多被解读为兵灾、饥馑之兆。客星则多指突然闯入常见星宿区域并停留的亮星(可能是新星、超新星或彗星),如《汉书·天文志》中记载的“荧惑守心”(火星停留在心宿)就被视作极大的凶兆,关联帝王安危。此外,“荧惑”(火星)因其荧荧如火、运行轨迹复杂多变,在多数情况下也被视为典型的“罚星”或“执法星”,主司战争、丧乱。 西方体系中的对应观念在古希腊罗马及后续的欧洲占星传统中,同样存在被视为不祥或凶煞的星辰。最著名的当属土星,它常与冷漠、限制、衰败及苦难相联系,被誉为“伟大的煞星”。火星则因关联战争、冲突与暴力,也被视为凶星。此外,彗星在西方历史上长期被普遍认为是灾难、瘟疫或重大变故的预言者,例如哈雷彗星在1066年的出现,便被记载为诺曼征服英格兰的先兆。 文化认知的共通内核尽管名称与具体星体指代不同,但古代东西方对不祥星的认知存在深层共鸣:它们均超越了纯粹的自然天体范畴,成为承载人类对未知恐惧、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心理投射的文化符号。这些星辰被编织进复杂的占卜与政治叙事中,用以解释或预警人间的灾异,体现了“天人感应”的朴素宇宙观。随着近代天文学发展,这些星辰的物理本质被逐一揭示,其“不祥”的标签逐渐褪去,转而成为研究历史、文化与科学观念演变的重要窗口。概念溯源与定义范畴古代所谓“不祥星”,是一个融合了天文观测、占星术与灾异思想的复合文化概念。它并不对应于现代天文学某个特定星体分类,而是泛指一切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当时的主流观念认定为会引发或预示人间灾祸的天象与星辰。这一概念的成立,深深植根于前科学时代“天垂象,见吉凶”的普遍信念,即认为天体的异常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大事之间存在某种神秘关联。因此,探究古代不祥星的名称,实质是梳理一套跨越不同文明的、关于“灾异天象”的命名系统与解释体系。
华夏文明中的系统化星占体系在中国古代,对不祥星辰的记录与分类极为系统,尤其集中体现在历代正史的《天文志》或《五行志》中。 其一为妖星系统。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不祥星群体。唐代《开元占经》等文献汇总了数十种妖星名目,如“天枪”、“天橇”、“蚩尤旗”、“昭明”等。它们大多依据形态命名,其出现被认为对应着从大臣作乱、边关战事到洪水干旱等不同等级与类型的灾难。例如,“蚩尤旗”被描述为“类彗而后曲,象旗”,它的出现主“兵大起,王者征伐四方”。 其二为行星的凶象。五大行星在特定状态下会转为“凶星”。最典型的是“荧惑”(火星),当它运行出现“守”(停留)、“犯”(接近)、“逆行”于某些关键星宿(如心宿、太微垣)时,便是大凶之兆,关联天子、宰相或国家的重大危机。“太白”(金星)在特定时段于白天出现(“太白经天”),也被视为兵革与改朝换代的强烈信号。 其三为客星与彗孛。客星指本不存在而新出现的亮星,常被视为“贵人入侵”或“阴侵阳”之象,其占验取决于它侵入哪一星宿的分野。彗星(孛星)则因其毛茸茸或扫帚般的骇人外观,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被视为不祥,中国古称“扫把星”,主“除旧布新”,往往伴随战争、瘟疫或权力更迭。 西方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在西方,不祥星的观念同样源远流长,并与占星学紧密结合。 行星的凶性赋予。古典占星将土星视为最大的“凶星”或“煞星”,它象征限制、寒冷、衰老、死亡与磨难。火星则代表暴力、冲突、意外与战争。当这些行星在个人星盘或世俗占星中处于不利位置(如与凶相位关联)或运行至敏感点,便被解读为厄运的导因。 彗星的恐怖解读。从古希腊哲学家到中世纪编年史家,彗星普遍被看作灾难的信使。古罗马人认为彗星预示战争或君主驾崩。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前出现的彗星,被后人关联为庞贝城毁灭的预兆。这种观念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仍根深蒂固。 恒星与特殊天象。某些固定恒星也被赋予凶险含义,如大犬座的天狼星,在古希腊某些记载中,当其与太阳同升时,被认为会带来酷热与疾病。日月食更是普遍被视为极端不祥之兆,象征统治者蒙难或国家根基动摇。 其他古文明中的类似观念不独东西方主流文明,其他古文明亦有类似体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占星家 meticulously 记录行星运动,并将火星与灾祸、死亡之神涅尔伽相联系,视其为凶星。古埃及人则将赛特神(象征混乱与沙漠)与某些被视为不祥的天象关联。玛雅文明的天文记录中,亦有关似将金星特定相位与战争祭祀联系起来的占卜传统。 社会功能与观念演变古代不祥星的命名与阐释,绝非简单的迷信,它在历史上扮演了多重复杂角色。在政治上,它是谏臣规劝君主、解释王朝兴衰乃至发动政变(如“清君侧”)的“天命”依据。在社会心理上,它为无法解释的集体灾难提供了某种“解释”与“预警”,尽管这种预警是事后附会的。在科学史上,正是出于对包括不祥星在内的异常天象的持续关注与记录,为后世积累了珍贵的天文观测资料,例如中国古代对超新星(客星)的记载,为现代天体物理学研究提供了无价数据。 从神秘到科学的认知转型随着哥白尼日心说确立、牛顿力学发展以及望远镜的广泛应用,星辰运行的规律被逐步掌握。彗星从神秘信使还原为遵循轨道运行的冰冻天体;行星的“逆行”被证明是观测视角造成的视运动。星辰的“吉凶”属性逐渐剥离,其物理本质成为认知的核心。然而,古代不祥星的庞大名称系统及其背后的文化叙事,已成为研究人类思想史、科学史与社会史的宝贵遗产,提醒着我们理性认知的来之不易。今天,当我们提及“古代不祥星的名称”,本质上是在探讨一幅由恐惧、想象、观察与智慧共同编织的、跨越千年的星空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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