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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于日本的称谓，并非单一固定，而是随着历史脉络与文化交流的演变，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这些称谓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东方海上邻邦的地理认知与政治关系，也深深烙印着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与历史印记。
早期典籍中的朦胧指称 在先秦至汉代的文献中，日本常被笼罩在一种遥远而模糊的东方想象里。诸如“倭”、“东夷”、“瀛洲”等称呼，是这一时期常见的指代。其中，“倭”字的使用尤为突出，它最早见于《山海经》与《汉书·地理志》，意指东方遥远之地的族群。这个称谓本身不含贬义，更多是地理方位与族群特征的描述，体现了早期中原王朝对海外地域的初步探索与命名。 汉魏时期的官方定名 进入汉魏时期，随着官方使节的往来，“倭”逐渐成为一个较为正式和通用的称谓。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便以“倭”为名，详细记载了邪马台国等日本列岛古国的风土人情与对华交往。此时，“倭国”或“倭”已成为中原王朝对日本列岛政权的主流称呼，标志着认知从朦胧传说向具体实体转变。 唐宋之际的称谓流变 至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空前繁盛，日本大量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原文化。在此背景下，日本列岛上的政权开始自觉追求更雅致的国号。据《新唐书》等记载，武则天时期，日本方面请求改称其国名，认为“倭”字含义不美。约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日本”这一自称逐渐形成并被唐朝所接受，意为“日出之处”。自此，“日本”之称开始见于中国史册，与“倭”并用，最终前者取代后者成为主流。 其他文献中的别样称谓 除了上述主流称呼，古籍中亦散见其他称谓。如“扶桑”，源于古代神话中对日出之地的瑰丽想象，常被诗人用来代指日本，富有浪漫色彩。而“东瀛”、“海东”等，则更多是从地理方位角度进行的描述性称呼。这些多样化的称谓共同构成了古人笔下对日本的丰富指代体系，见证了双方跨越海洋的悠久联系与认知变迁。探究古人如何称呼日本，犹如翻开一部跨越千年的东亚关系史与认知史。每一个称谓的诞生、流行与更迭，都非偶然，其背后交织着真实的地理发现、复杂的政治外交、深刻的文化互动以及瑰丽的文学想象。这些名称不仅是简单的标签，更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对日本认知层次与关系亲疏的生动镜像。
溯源：先秦汉籍中的“倭”与东方想象 中国古籍对日本列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海内北经》有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 此处的“倭”所指地域虽存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它与后来的日本列岛存在关联。此时的认知极为模糊，“倭”更像是一个泛指东方海上族群的符号。至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更为明确：“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表明，通过朝鲜半岛的乐浪郡，中原王朝已与日本列岛上的诸多部落国家建立了初步的朝贡联系，“倭人”之称由此在正史中定型。“倭”字的本义，据《说文解字》释为“顺貌”，有顺从、谦恭之意，用于称呼远方来朝见的族群，符合当时中原的天下观。与此同时，诸如“东夷”、“瀛洲”等充满神话与地理探索色彩的称谓也并行不悖。“瀛洲”源自海上仙山传说，代表了古人将未知的海外之地仙境化的浪漫思维。 定型：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倭国”认知 三国时期，陈寿所著《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的出现，标志着对日认知的一次飞跃。该传以近两千字的篇幅，相对系统地描述了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社会风俗、物产以及女王卑弥呼遣使向曹魏朝贡的详细过程。文中明确使用“倭国”之称，并提及“倭女王”、“倭人”等。这部文献的价值在于，它将“倭”从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具体化为一个拥有政治实体（邪马台国）和明确对外交往行为的“国家”对象。此后，《后汉书》、《宋书》、《南齐书》等历代正史均沿袭“倭国”或“倭”的称谓，并持续记载其遣使朝贡之事。特别是在南朝时期，《宋书·倭国传》中收录了“倭王武”（通常认为是雄略天皇）呈递给宋顺帝的上表文，文中倭王自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并已使用“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等表述，显示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对强大中原王朝的奉正朔姿态。这一时期，“倭”作为官方和史书中的标准称谓已然稳固。 变革：隋唐时期从“倭”到“日本”的过渡 隋唐时期是中日交流的黄金时代，也是日本国号发生关键转变的时期。隋代，日本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著名表述，已隐含“日出之国”的自我定位，挑战了隋朝的华夷秩序，引发隋炀帝不悦。但这强烈表达了日本希望摆脱“倭”这一带有朝贡附属意味的旧称、追求对等地位的意愿。唐代初期，史籍中仍多用“倭国”，如《旧唐书》中既有《倭国传》，亦有《日本传》。转变的契机在于日本持续的文化学习与政治改革。随着大化改新的推进与律令制国家的完善，日本国内对拥有一个更庄严国号的需求日益迫切。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旧唐书”亦云：“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 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更名请求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被正式接纳。从此，“日本”作为该国正式名称见于中国史册，并与“倭”并存使用了一段时间。这一变化绝非简单改名，它深刻反映了日本国家意识的成熟、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唐朝对其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尊重。 衍生：诗词文献中的雅称与代指 在官方史书之外，中国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与笔记小说，为日本创造了更多富有诗意的别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扶桑”。此词源自《山海经》等古籍中“日出扶桑”的神话，指太阳升起的神木所在地。自唐代起，诗人便喜用“扶桑”指代日本，如王维的“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徐凝的“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惟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一诗题即为《题开元寺牡丹，时唐海寇新破，日本国使方至》。这些诗句中的“扶桑”，既点明了地理方位，又赋予了日本一种神秘、遥远、与太阳崇拜相关的浪漫意象。此外，“东瀛”、“东洋”、“海东”、“蓬壶”等称谓也常见于各类文献。“东瀛”直指东海之外的岛国，“蓬壶”则与“瀛洲”类似，源于海上仙山的传说体系。这些文学化的称谓，超越了政治与外交的实用范畴，进入了文化想象与审美表达的领域，丰富了中文语境中对日本的描绘色彩。 余响：明清以降的称谓固化与多元认知 宋元以后，“日本”一词已完全取代“倭”，成为中文文献中指称该国的绝对主流。明代虽有倭寇之患，“倭”字再次频繁出现，但此时“倭”主要指代来自日本的海盗或入侵者，带有贬义，与早期中性甚至略带褒义的“倭人”、“倭国”已大不相同。这体现了称谓情感色彩随历史事件而发生的流变。明清时期的官方文书、地理志和学者著作，如《大明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海国图志》等，均稳定使用“日本”之称。同时，随着对世界地理认识的加深，特别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从传统的“藩属”或“东邻”想象，迅速转向对一个近代化国家的现实观察，但“日本”作为其国名中文译称的地位始终未变。古人所使用的一系列称谓，从“倭”到“日本”，再到“扶桑”等雅称，如同一串钥匙，为我们开启了理解古代中日两国在历史长河中如何相互观察、相互定义、相互影响的那扇厚重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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