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追问一个字的“古文意思”叫什么时,在学术上主要涉及“本义”与“古义”这两个核心称谓。它们共同构成了训诂学——这门解释古代文献语言意义之学——的研究基石。本义特指汉字造字时依据其形体结构所赋予的最初始意义,是字义演变的根本。古义则泛指该字在古代文献中通行使用的、与今日含义不同的意义,其范围涵盖本义及早期的引申义。理解这两个概念,是准确解读从《诗经》《尚书》到唐宋古文等一切古代文本的前提。
本义的探求方法与依据。探求本义,主要依赖对古文字形体的分析。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象形、指事、会意字,其意义直接寓于字形之中。即便是形声字,其形旁(义符)也往往指示意义的范畴。例如,“页”的甲骨文突出人头,本义是“头首”;“涉”字从水从步,本义为“徒步渡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便是通过分析小篆字形来推求本义的奠基之作。后世学者结合更早的甲骨文、金文材料,不断修正和深化对本义的认识。 古义的流变与文献实证。古义的确定,则更侧重于文献的用例考证。一个字的古义可能保留其本义,也可能在本义基础上通过比喻、借代等方式衍生出新义,并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常用义。例如,“兵”的本义是“兵器”,其古义则发展出“持兵器的人”(士兵)、“军事行动”(战争)等;“狱”的本义是“争讼”,古义则专指“监牢”。这些古义广泛存在于《左传》、《史记》等史书及诸子散文之中。要确定古义,必须考察该字在不同时代典籍中的具体用法,进行归纳和比较。 相关辅助概念:引申义与假借义。在讨论古文意思时,还常涉及“引申义”与“假借义”。引申义是从本义或古义出发,因联想而产生的相关意义,构成了词义系统的主干。假借义则完全不同,是借用同音或近音的字来表示另一个与本义无关的意义,属于“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令”本义是“发号”,引申为“命令”、“使令”;而“我”字本是一种兵器,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这个代词义便是假借义。分清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对于理清一个字在古文中的复杂含义至关重要。 掌握古文意思的实践价值。精准掌握汉字的古文意思,绝非象牙塔里的学问。它对正确理解古典文献、避免望文生义有着直接的实用价值。例如,若不知“感激”古义是“愤激有感”而非单纯“感谢”,就可能误读《出师表》中“由是感激”的语境;若不知“去”古义为“离开”,便会将“去国怀乡”误解为“前往国家”。在古籍整理、文言教学、辞典编纂乃至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对“本义”与“古义”的严谨考辨,都是确保工作科学性的根本。 学习与查考的基本途径。对于现代学习者,要了解一个字的古文意思,可以借助一系列工具与方法。首要的是查阅权威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辞源》、《汉语大字典》等,这些辞书会明确列出字的本义和主要古义。其次,应学习一些文字学基础知识,了解常见部首的原始含义。再者,直接阅读古代经典的原注与疏解,如《毛诗注疏》、《十三经注疏》等,能最直观地看到古人对字义的训释。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方式,我们才能更扎实地握住那把开启古文世界的钥匙,让沉睡在典籍中的智慧重新焕发光彩。在深入探讨“古文意思的名称是什么字”这一命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叩问汉语词汇史与语义学的核心范畴。这个问题的答案,系统地体现在“本义”、“古义”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引申义”、“假借义”等一系列专业术语之中。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动态关联的语义解释体系,共同服务于对古代文献语言的精确解读。
基石:本义的界定与考据方法。本义,被普遍认为是汉字意义大厦的根基。它指的是造字时代,人们根据所要记录的事物或概念,通过特定的造字方法(六书),在字形中固化下来的那个最初意义。确定本义,最可靠的方法是“以形索义”。例如,“及”字甲骨文像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一个人,本义便是“追上、抓住”;“斤”字象曲柄斧头之形,本义就是斧类工具。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的“厥意可得而说”,正是基于对小篆字形的分析来解说本义。然而,由于许慎未见甲骨文,其说解偶有失误。现代古文字学的成就,使我们能依据更早、更象形的字形,对本义进行更科学的验证与修正。例如,《说文》将“为”释为“母猴”,而甲骨文显示其像手牵大象以助劳,本义当是“劳作、作为”。 范畴:古义的多元性与时代性。相较于本义的单一指向性,“古义”是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历史性的概念。它指的是某一汉字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尤其是先秦两汉隋唐)的文献语言中,所实际承载和通用的意义。古义可能直接等同于本义,如“日”指太阳,“月”指月亮。但更多情况下,古义是在本义土壤上生长出的枝干——即早期的引申义。例如,“道”字本义为“道路”,但在《论语》“志于道”中,其古义已引申为“道理、学说”;“城”本义是“城墙”,古义则常指“城墙环绕的都市”。值得注意的是,古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一个字,在先秦、汉代、唐代的古义可能有所差异。例如,“稍”在先秦古义为“逐渐”,而在唐宋以后才发展出“略微”的意思。因此,谈论古义必须结合具体的文献时代背景。 脉络:引申义的生成与系统。引申义是沟通本义与诸多古义、乃至现代义的桥梁。它是基于联想,从一个意义(通常是本义)派生出一个或多个相关意义的过程。引申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相似引申”(如“斗”由酌酒器引申为北斗星,形似)、“关联引申”(如“兵”由兵器引申为持兵器的人、军事、战争)、“动静引申”(如“雨”由名词“雨水”引申为动词“下雨”)等。通过引申,一个字的各个意义之间往往存在逻辑上的联系,形成一个词义系统。例如,“间”(本作“閒”,门隙)的本义是缝隙,由此引申出“中间”、“间隔”(动词)、“离间”、“间谍”、“闲暇”(后写作“闲”)等一系列意义。梳理引申脉络,能帮助我们系统而非零散地掌握一个字的古文意思。 变通:假借义的特殊性与辨识。假借义在古文意思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当一个新概念出现却没有专门为它造字时,古人便借用音同或音近的现有字来表示,这个被赋予的新意义就是假借义。假借义与字的形体、本义毫无关联,纯粹是语音的借用。例如,“而”本义是胡须,很早就被假借为连词和代词;“难”本义是一种鸟,被假借为“困难”的“难”。假借现象在古籍中极为普遍,尤其是虚词,几乎全部来自假借。辨识假借义,需要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并依靠古音学知识和文献佐证。清代学者在破译先秦文献中的假借字方面成就卓著。区分一个字在句中是使用其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是准确理解文意的关键一步。 实践:训诂学中的综合运用。在实际的古文注释和阅读中,对“本义”、“古义”等概念的运用是综合的、灵活的。传统训诂学的核心方法,如形训(以形索义)、声训(因声求义)、义训(直陈词义),正是为了辨析这些不同的意义。例如,解读《诗经·豳风·七月》“九月叔苴”中的“叔”,毛传释为“拾也”。这是因为“叔”字从又(手)从尗(豆),本义是“拾取豆子”,这里用的正是其本义。而《史记·项羽本纪》“沛公起如厕”中的“如”,用的是其假借义“往、到”,与其本义“从随”虽有联系但已专门化。高明的注疏家总能结合上下文,准确判断并指出字词在具体语境中所取的是哪一种古文意思。 意义:对文化与思维的理解。探究汉字的古文意思,其价值远超语言技术层面,它直抵先民的思维模式与文化生活。每一个本义都像一扇窗,让我们窥见造字时代的物质环境与认知焦点(如“网”、“车”、“鼎”);每一次词义的引申,都可能映射出社会观念、制度文化的变迁(如“寺”由官署引申为佛寺,“党”由地方组织引申为朋党)。通过“字”的古义,我们得以更贴切地理解“词”在经典中的深意,从而更真实地触碰古人的精神世界。例如,理解“德”的古义侧重于“直心而行”的内在修为与外在得到,才能深刻领悟《大学》“明明德”的丰厚内涵。 综上所述,“古文意思的名称”背后,是一套严谨而精密的学术体系。从静态的本义考据,到动态的古义流变,再到引申的脉络与假借的变通,它们共同编织成一张理解古代汉语语义的网络。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有意识地运用这些概念去亲近古籍,便如同获得了一张精细的地图,能在浩瀚的文言海洋中更准确地定位每一个文字的意义坐标,从而开启一场真正深入、明晰且充满发现的古典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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