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 云南名称是什么

       行政建制的确立与演变

       汉代对今云南地区的经营，是一个由点及面、逐步深入的行政建制过程。西汉武帝时期，通过军事征伐与招抚并用的策略，击败了当地的滇王势力，于元封二年正式设立益州郡。这是中原王朝在该地设立的第一个郡级行政单位，下辖包括滇池、谷昌、连然等在内的二十余县。郡治滇池县不仅是行政中心，也迅速成为汉文化传播与经济交流的枢纽。益州郡的设立，将滇中核心区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理框架，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此后，行政管辖范围不断向西、向南拓展。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内附，汉廷以其地并入原益州郡西部，新置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意义非凡，其辖区东接益州郡，西抵今缅甸东北部，南达今西双版纳一带，成为汉代疆域最西南的边郡。此郡的治理不仅巩固了边疆，更保障了通往身毒的西南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此同时，今云南东北部如昭通、曲靖部分地区，在汉代则分属犍为郡和越巂郡管辖。这些郡县共同编织了一张汉朝在西南边疆的行政网络，虽然控制力度由东北向西南递减，但基本奠定了后世云南行政区划的雏形。

       汉代“云南”之名，其直接载体是益州郡下辖的云南县。关于此县名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解说。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与天文星象有关，认为该地地处云岭之南，故称“云南”。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认为“云南”是当地某个古部族名称的音译或意译。从地理方位考据，汉代云南县治所位于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的云南驿古镇。此地自古便是交通要冲，位于连接蜀地与身毒的“蜀身毒道”干线上。作为一个县级单位，云南县在汉代承担着管理地方、征收赋税、维护驿道畅通等职能。尽管它只是益州郡数十个属县之一，但其名称因地处要冲而得以在史籍中留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云南”一词的指代范围非常具体且有限，与后世作为省级行政区名称的“云南”在概念广度上存在天壤之别。从一个小小的县名，演变为覆盖辽阔地域的省名，其间经历了长达千余年的历史积淀与概念扩展。

       汉代史籍对今云南地区的记载，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称谓提供了另一维度。在《史记》与《汉书》中，频繁出现“西南夷”这一集合概念。它并非精确的地理或行政名词，而是中原史家对生活在巴蜀西南方众多族群的统称，其范围涵盖甚广，包括滇、夜郎、邛都、筰都、巂、昆明等众多部族。其中，“滇”和“昆明”等部族主要活动于今云南境内。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开篇即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这表明“滇”作为区域性强国，在当时的中原认知中具有突出地位。此外，“哀牢夷”是东汉时期对永昌郡境内主要族群的特定称谓。这些源自中原视角的称谓，反映了汉王朝对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认知特点：一方面用郡县制进行直接管理，另一方面也用“夷”这类泛称来指代文化习俗各异的地方族群。这种双重称谓体系，正是汉代边疆治理特色的体现。

       汉代云南地区并非闭塞之地，而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这条国际通道在汉代文献中常被称为“蜀身毒道”。丝路贸易的繁荣，使得一些关键节点的地名得以远播。例如，永昌郡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象牙、翡翠、犀角、布匹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其郡名也随之成为富庶边郡的代名词。同时，汉朝移民、戍卒、商贾的进入，带来了中原的地名文化。一些郡县名称直接源自中原，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与规划，如益州郡名取自上古“九州”之一的“益州”。另一些地名则保留了当地民族的语音或语义，如“不韦县”、“邪龙县”等，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特点。这些地名随着人员往来与物资流通，在官方文书、商旅记述中反复出现，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历史地理考据的重要线索。

       汉代“云南县”这一地名，为何能在后世升格为涵盖整个区域的省名？这一演化过程跨越多个朝代。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在该区域设立云南郡，辖区大于汉代的云南县，这是“云南”首次成为郡级名称。南诏、大理国时期，曾设“云南节度”，进一步提升了“云南”作为区域名称的层级。直至元朝设立云南行中书省，“云南”才正式成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并沿用至今。追根溯源，汉代云南县的设立，无疑是这一漫长演化过程的起点。它就像一颗种子，在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其名称内涵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统治的深化与巩固而不断扩展。因此，探讨“汉代云南名称是什么”，不能简单地以今释古，而应将其置于动态的历史长河中，理解其从点状县名到面状省名的概念变迁。这一变迁本身，就是中国边疆开拓、民族融合与行政管理制度发展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