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自古国与上古部落的称谓
在华夏文明的曙光期,江西地区并非蛮荒之地,而是活跃着一些古老的方国与部落,其名称成为这片土地最早的代号之一。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干越”或“吴干”。干越是百越族系的一支,其活动范围大致覆盖今江西东北部及毗邻的安徽、浙江部分地区。他们擅长铸剑,典籍中“干越之剑”常与“吴越之剑”并称,是锋利兵器的代名词。这个名称直接指向了江西先民卓越的青铜冶炼技术。与之相关的还有“艾”地,据考为商周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或重要城邑,其地望大致在今江西修水一带,“艾”作为地名流传甚久。这些源自上古族群的称谓,如同文明的胎记,标志着江西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早期参与。 二、基于山川形胜的地理指代 江西地势周高中低,宛如一个朝北开口的巨大盆地,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五大水系汇入鄱阳湖后注入长江,这一独特的地理结构深刻影响了其古称的形成。“江右”是其中最富盛名且沿用时间极长的称谓。古人在地理上常以东为左,以西为右。长江自九江段后大致呈西南-东北流向,因此位于长江下游西岸的江西地区,便顺理成章地被称作“江右”。这个名称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广泛使用,直至明清,常见于文人笔记、官文书信之中,与指代长江以东地区的“江左”(或称“江东”)遥相对应,清晰地标定了其在江南区域的地理坐标。 另一个与水系息息相关的名称是“赣”。赣江作为纵贯江西南北的母亲河,其名可能源于古代当地部落的称呼,或是形容水势的澎湃之声。以“赣”指代江西地区,最早可见于唐代文献,如“赣石”、“赣水”等。至宋代,朝廷设立江南西路,简称“江西路”,“赣”逐渐成为江西省的别称,并延续至今,如江西省的简称即为“赣”。此外,因鄱阳湖古称“彭蠡泽”,其周边区域也曾被泛称为“彭蠡”之地,凸显了这片中国最大淡水湖在区域地理中的核心地位。 三、历代行政区划演变的印记 随着中央政权对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与治理,一系列行政建置名称成为江西古称的主体,清晰地记录了其融入国家行政体系的历程。秦汉时期,江西地区分属九江郡、豫章郡等。其中,“豫章郡”的设置(初为淮南国属郡,后属扬州)具有里程碑意义,郡治设在南昌。尽管其辖境远大于今江西省,但“豫章”之名因郡治所在及后世文人的频繁使用,长期作为江西,特别是南昌周边地区的雅称。郡名“豫章”据说因境内多产樟树(古称“章木”)而得名。 唐代推行“道”制,江西地区大部分归属于“江南西道”。这是“江西”一词作为高级政区名称的直接源头。“江南西道”的管辖范围广阔,但核心区域即在今江西省境。从此,“江西”开始从单纯的地理方位词,转变为稳定的行政区划名称。宋代改“道”为“路”,设“江南西路”,辖区更为明确,与今天的江西省界已相当接近。元朝设立行省,江西行省的建制使“江西”作为省级名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经明清两朝稳固下来。这一从“道”到“路”再到“省”的演变脉络,完整展现了江西行政地位的不断提升与区划的日渐明晰。 四、承载人文典故与历史记忆的别称 除了上述几类,江西还有一些古称别号,承载着丰富的人文故事与历史记忆。“楚尾吴头”(或作“吴头楚尾”)便是生动一例。江西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处吴国西境、楚国东陲,是两大强国交锋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故有此称。这个充满动态感的称谓,形象地描绘了江西作为南北要冲、文化走廊的枢纽位置。 因物产而得名的有“金庐陵”(主要指吉安地区),凸显了当地富庶的物产与经济地位;“文章节义之邦”则是后世对江西在宋明时期文化鼎盛的赞誉,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汤显祖等一批文章大家与忠义之士辈出,铸就了此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如太平天国时期,因天京(南京)称“天父天国”,其西面的江西地区有时在相关文献中被称作“西江”或“西疆”,这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指代。 综上所述,江西的古称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化复合体。它们或烙印着上古族群的生存痕迹,或凝结着对山川形势的朴素认知,或镌刻着行政建置的演变年轮,或寄托着人文精神的颂扬追思。从“干越”的青铜之光到“江右”的地理定位,从“豫章”的郡治初创到“江西”的省制确立,每一个名称都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一扇理解江西历史脉络、地理特征与文化精神的独特窗口。这些名称穿越时空,共同编织成江西厚重而绚烂的历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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