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古时候的名称是什么

       当我们试图解开“昆明古时候的名称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会发现答案并非一个简单的名词罗列，而是一段跨越两千余年、交织着族群迁徙、政权更迭与文化交融的复杂叙事。昆明，作为今日云南省会，其名称的源头与演变，深深植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开发史中。

       先秦至汉晋：族群称谓的“昆明”时代

       在遥远的先秦时期，现今昆明所在的滇池区域，是神秘古滇国的统治中心。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生动的场景，诉说着一个与中原文明迥异又联系的古老王国。然而，此时并无“昆明”与此地直接对应的记载。“昆明”一词最早以显著姿态进入历史视野，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其中提到“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里的“昆明”，明确指代的是一个广泛分布于今天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势力强大的部族联合体，即“昆明夷”。他们并非定居于滇池畔，而是活跃在洱海周边及以西的广阔区域。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提及可通过西南地区前往身毒，促使汉王朝试图开拓此道，却屡屡受挫于“昆明”族的阻拦。这段历史甚至催生了长安城西南“昆明池”的修建，作为演练水军、以图征伐的象征。直至东汉、三国时期，史书中的“昆明”仍主要作为族群名称出现，诸葛亮平定南中时，亦有与“昆明”等部族交锋或安抚的记录。

       南诏大理：拓东鄯阐的奠基时期

       时光流转至唐代，南诏国崛起于洱海地区。公元765年，南诏王阁罗凤命其子凤伽异在滇池北岸（大约在今昆明城区一带）修筑了一座新城，命名为“拓东城”，意为“开拓东方”。这座城池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成为南诏控制滇东、连接中原与东南亚的枢纽。后来，拓东城改称“鄯阐城”（又作“善阐”），在大理国时期延续其东部统治中心的地位，城址可能有所扩大与加固，商业与文化日趋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南诏大理国时期，尽管“昆明”作为族群或地区的泛称依然存在，但滇池北岸的这座核心城市，其官方名称始终是“拓东”或“鄯阐”，而非“昆明”。这一时期，是今日昆明城市实体与格局的奠基阶段，但其名称尚未与“昆明”直接划等号。

       元明清：行政定名“昆明”的确立与固化

       历史的关键转折发生在元代。1253年，忽必烈率军“革囊渡江”，征服大理国。1276年，元朝正式设立云南行省，并将行政中心从大理迁至鄯阐城。同年，在此设置“昆明千户所”，旋即改为“昆明县”，隶属于中庆路。路治所在的中庆城（即在原鄯阐城基础上发展而来），也被俗称为“昆明城”。这是“昆明”一词首次被官方确定为滇池地区一个县级行政区的正式名称，实现了从古代族群称谓到固定地理行政名称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命名，可能源于元朝统治者对历史上“昆明”地区重要性的认知，亦或是沿用当地已有的地域泛称加以行政化。自此，“昆明县”的建置历经明、清两代而稳定延续，县城即府治、省治所在地。明代大规模修筑砖城，清代进一步发展，昆明作为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昆明”之名也随之深入人心，成为这座城市的专属标识。

       名称层累下的多维历史意蕴

       昆明古称的演变，绝非简单的名词替换，每一层名称都叠加着特定的历史意蕴。“昆明夷”代表了西南古代族群活跃的迁徙与生存状态，是中原王朝早期对西南边疆认知的重要坐标。“拓东”与“鄯阐”，则标志着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的经营与建设，是城市雏形诞生并走向区域中心的象征，其中“鄯阐”一名可能带有佛教文化色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信仰。最终，“昆明”由元朝中央政府赋予的行政定名，体现了大一统王朝对边疆的直接管辖与制度整合，名称本身也完成了从“他称”（中原对边族的称呼）到“自称”（本地行政区划名称）的转化与升华。

       文化记忆与当代回响

       这些古老的名称并未完全消失在时光里，它们以各种形式融入了昆明的文化记忆与城市肌理。今日昆明城区内仍有“拓东路”，默默铭记着城市的起源。滇池沿岸的考古发掘，不断揭示着古滇国与滇文化的奥秘。而“昆明”这一名称本身，从苍山洱海间的游牧部落，到滇池之滨的繁华都会，其跨越千年的旅程，正是云南地区从“西南夷”边地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理解这段名称变迁史，就如同掌握了一把钥匙，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打开昆明这座城市的历史之门，感受其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独特气质。因此，昆明古时候的名称，是一个动态的集合：在族群意义上，它是“昆明”；在城市奠基意义上，它是“拓东”与“鄯阐”；而在最终稳定的行政与文化认同意义上，它自元代起，便坚定地走向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