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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概览
刘文辉，字自乾，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军事将领与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于一八九五年出生于四川大邑，其人生轨迹贯穿了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多个历史时期。作为四川军阀集团中刘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刘文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主导了两康地区的治理，官至西康省政府主席，并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其政治立场经历了从依附蒋介石中央政权到最终选择起义投身新中国的重大转变，这一抉择深刻影响了西南地区的解放进程。
早年经历刘文辉的早期发展得益于其侄刘湘在四川军界的崛起。他先后毕业于四川陆军小学与西安陆军中学，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系统的军事教育为其日后掌兵理政奠定了坚实基础。学成归川后，他凭借家族关系网络迅速在川军中积累实力，历任团长、旅长等职。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已发展成为拥兵数万、控制川南数十县的地方实力派，与刘湘共同构成四川刘氏军阀集团的双雄格局。
主政西康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在与刘湘的权力斗争中失利，率部退据川康边境。此后，他将经营重心转向西康地区。一九三九年，西康省正式成立，刘文辉出任首任省政府主席，开启了其对西康长达十年的治理。在主政期间，他面对民族关系复杂、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困难局面，推行了包括发展边茶贸易、兴办教育、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措施，试图在夹缝中维持其半独立状态，并提出了“建设新西康”的口号。
历史转折抗日战争时期，刘文辉与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接触。随着国内战局的演变，他逐渐疏远蒋介石政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形势下，刘文辉审时度势，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康将领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这一行动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西南地区的崩溃，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于一九七六年在北京逝世。
家世渊源与早期军事生涯
刘文辉的家族在四川大邑县属于地方乡绅阶层，其兄刘文渊为前清举人，家族具有一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地位。这种背景使得刘文辉自幼便有机会接受教育，并对其日后重视文教治理地方产生了潜在影响。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局面，四川因其地理封闭、物产丰饶成为各派系争夺的焦点。刘文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投身军旅。他于一九一六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毕业，返回四川后最初在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任职。凭借其侄刘湘在川军中的迅速崛起，刘文辉获得了快速晋升的通道，先后担任营长、团长等职，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
崛起于川军内部博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川军阀混战进入高潮期。刘文辉利用其灵活的政治手腕与军事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不断扩大地盘。他先后击败了杨森、赖心辉等对手，至一九二七年已控制川南富庶地区七十余县，部队扩充至十余万人，达到其军事生涯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并一度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与刘湘共同成为四川最具实力的两大军阀。然而，随着刘湘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叔侄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刘之战”。这场战争以刘文辉的失败告终，他被迫率残部退守西康地区。
西康建省与治理实践退据西康后，刘文辉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西康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民族构成复杂，以藏族为主，另有彝族、羌族等多个世居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四川腹地。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西康省正式成立，辖境包括今天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雅安市等地。作为省主席，刘文辉的施政重点在于平衡各方势力，维持稳定。在经济上，他延续并强化了传统的“边茶”贸易，将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尝试兴办一些小型工矿企业。在民族政策上，他采取“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策略，尊重藏传佛教领袖，并通过与土司头人的合作来实施管理。他还注重发展教育，创办了西康省立师范学校等机构，旨在培养本地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对西康的统治，但受制于资源匮乏与战争环境影响，整体建设成效有限。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抉择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康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一部分。刘文辉一方面表示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派出军队参与抗战；另一方面，则对蒋介石中央势力渗透西康保持高度警惕，竭力维护其半独立地位。这一时期，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秘密联系。中共方面也积极对其开展统战工作，周恩来等领导人曾多次派人与之会谈。刘文辉逐渐认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其辖区内默许了进步活动的发展，为其最终转向新中国奠定了基础。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反映了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机与中央集权压力下的生存策略。
走向光明的历史性起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矛盾再度激化。刘文辉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政策持消极态度，并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向反对蒋介石的民主力量靠拢。一九四九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是年十二月九日，刘文辉与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这次起义在军事上瓦解了国民党军队在西南的防线，政治上加速了四川和西康的解放进程，尤其是为后来和平解放西藏减少了阻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参政生涯起义后，刘文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礼遇。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一九五九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部长，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此期间，他积极学习，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并利用其过往治理边疆的经验，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他还曾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但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刘文辉因病于北京逝世，走完了他从旧式军阀到新中国政府官员的传奇一生。
历史评价与个人特质对刘文辉的历史评价，应置于近代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大背景下审视。他早年作为军阀，其行为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然而，他在民族危亡关头保持民族气节，并在历史转折点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个人性格以精明务实、善于审时度势著称，这既体现在其军阀混战时期的纵横捭阖，也体现在其主政西康时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更体现在其最终义举的决断上。他重视文化教育，自身也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修养，著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等回忆文字，为研究民国史与四川、西康地方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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