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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探讨儒家经典《论语》时，首先需要明确其本源之称谓。《论语》在成书之初及后世流传中，存在多个原始称谓，这些名称深刻反映了该典籍的性质、编纂过程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其最核心的原名称，可依据文献记载与学术传统，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
基于内容与体裁的称谓 最为人熟知的原始名称是“论”或“语”。汉代学者常将书名简称为“论”，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为“《论语》古二十一篇”。这里的“论”字，蕴含编纂、论纂之意，指代经过系统编排整理的言论。“语”则直接指向其内容本质，即孔子及其门徒的对话、教诲与应答之辞。二者结合，精准定义了这部书是经过编排的对话语录集合。在更早的战国至西汉初年的竹简文献中，亦有直接以“子曰”开篇的篇章集合，可视为“语”类文献的早期形态，这为《论语》之名提供了内容上的源头。 基于篇章规模的称谓 在汉代不同的传承系统中，《论语》因其传本篇章数量不同，产生了更具描述性的名称。例如，由鲁国学者所传的“《鲁论》”二十篇，以及由齐国学者所传的“《齐论》”二十二篇，其中《齐论》比《鲁论》多出《问王》、《知道》两篇。这些名称直接标明了其地域来源与文本规模差异。此外，汉景帝时期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字写定的版本，被称为“《古论》”二十一篇，其篇次与《鲁论》、《齐论》有所不同。这些以地域、文字和篇数命名的称谓，实质上是《论语》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传本名称，共同构成了其原名称体系的重要分支。 基于学术归属的泛称 在先秦两汉的学术语境中，孔门师徒的言论合集也常被泛称为“传”或“记”，即对经典大义的传述与记载。虽然这不特指《论语》一书，但《论语》作为孔门言行最权威的辑录，无疑是这类“传”、“记”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称谓方式，将其定位为阐释儒家核心思想的辅助性、解说性文献，而非像《诗》、《书》那样的“经”。这种定位影响了其在汉代经学体系中的初步归类，直至后世地位才逐渐提升至“经”的高度。因此，从学术属性上看，这类泛称亦可视为其原始身份的一种折射。探究《论语》的原初名称，并非简单的名词考据，而是深入其文本生成史、早期传播史与学术接受史的一把钥匙。这些名称如同层层叠印的标签，共同勾勒出这部经典从口耳相传的零散语录，到写定为竹帛文献，再被尊奉为儒家核心典籍的完整轨迹。以下将从多个维度，对《论语》的原始称谓进行系统性梳理与阐释。
核心称谓的语义溯源与定名过程 “论语”二字作为定名，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论”字在此处的读音与含义历来有辨。读作“伦”时，取其条理、次序之义，强调书中言论经过分类编纂，有条不紊；读作本音“论”时，则突出讨论、编纂的行为。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解释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这强调了其内容的伦理秩序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定义更为经典：“《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说明确指出，“论纂”是弟子及再传弟子在孔子逝世后，对各自所记笔记进行整理汇编的集体行为，“语”则是被编纂的原材料。因此，“论语”这一合成词，生动记录了从原始“语”料，到经过“论”纂成书的关键一跃，堪称对其编纂性质最精炼的概括。 汉代三大传本体系及其独立称谓 西汉时期，《论语》并非以单一、统一的文本流传，而是形成了多个具有独立名称的传本系统，这构成了其原名称中极具历史现场感的部分。 其一为《鲁论》，共二十篇，由鲁地学者夏侯胜、萧望之等人传授。因其源自孔子故里，文字和内容被认为较为纯正，是西汉中后期最为通行的版本。 其二为《齐论》，共二十二篇，由齐地学者传授。此版本除了包含《鲁论》的二十篇内容外，另多出《问王》（或作《问玉》）和《知道》两篇。齐地学风受稷下学宫影响，可能更富议论色彩，这两篇已佚失的篇章内容或与此相关。 其三为《古论》，二十一篇，系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在拆除孔子旧宅时，于墙壁中发现。该版本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书写，篇目顺序与上述两家不同，并将《鲁论》末篇《尧曰》中“子张问”以下部分独立成篇，题为《子张》，故为二十一篇。其文字与内容的古老性，为校勘今文传本提供了珍贵依据。 这三个以地域、文字和篇数命名的版本，在汉代长期并行。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主干，参考《齐论》进行整理校订，编成《张侯论》，此本一出，备受推崇，逐渐成为后世《论语》文本的定本基础。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古论》和《齐论》作注，进一步统一并完善了文本。我们今天所读的《论语》，其篇章结构基本沿袭了《张侯论》以来的系统，而“鲁论”、“齐论”、“古论”这些原初的版本名称，则沉淀为学术史上的专有名词。 早期文献中的别称与泛称探微 在“论语”定名之前或同时期的其他典籍中，也能窥见其不同的指称。例如，在《礼记·坊记》等篇中，直接引用孔子言论时，有时会冠以“《论语》曰”，说明此名称在战国至汉初的文献编纂期已开始使用。另一方面，《孟子》书中多次称引孔子言行，虽未直接点名《论语》，但其所引内容多与今本《论语》相合，暗示当时已有类似的言论辑录在儒家学派内部流传，或许有更朴素的称呼。 此外，正如基本释义中提及，先秦两汉时期，“语”作为一种记载嘉言善语的文体已很常见，如《国语》、《事语》等。孔门师徒的言论集在当时可能被视作“语”类文献的一种，或更具体地称为“孔子之语”、“仲尼之语”。在《荀子》、《韩非子》等书中，大量出现的“孔子曰”、“子曰”，其源头很可能就是这类尚未定型的“语”类材料。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才在官方目录中正式确立了“《论语》”这一书名，并将其归入“六艺略”，而非“诸子略”，标志着其由子部言论升格为经部辅翼的关键一步。 原名称流变背后的学术史意义 《论语》原名称的多样性，绝非偶然。它首先映射了先秦思想传承的“口传-笔录”双重特性。最初的“语”是活的口头教导，随后被弟子“各有所记”形成分散笔记，最终经过“论纂”成为定本。从“语”到“论”，是文本化、经典化的关键工序。 其次，版本名称的差异（鲁、齐、古），真实反映了早期儒学因地域传播而产生的分化，即所谓“儒分为八”在文本上的体现。不同地区的学者在传授中，难免加入本地学风的理解或进行篇章调整。张禹、郑玄的整合工作，正是学术走向统一与融合的体现。 最后，从泛称到定名的过程，伴随着其学术地位的抬升。当它被称为“传”或“记”时，是依附于《诗》、《书》、《礼》等经典的解说材料。而当“论语”之名确立并归入“六艺略”，则表明其本身已成为理解儒家思想不可绕过的核心文献，为其在唐代正式进入“经书”行列，宋代被尊为“四书”之一，奠定了名分上的基础。因此，每一个原始称谓，都是《论语》生命史中的一个重要坐标，共同诉说着这部古老经典从涓涓细流汇为浩瀚江海的非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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