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界定
鲁迅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著作《昆虫记》称为"讲昆虫故事的书",这一评价出自其杂文《看书琐记》。该称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定义,而是鲁迅基于个人阅读体验与文学视角的形象化概括。其表述重点在于突出该著作的叙事性与文学价值,而非单纯的科学研究属性。
历史语境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正值科普读物引进热潮,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在翻译推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尤为关注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著作。他通过《中华日报》副刊等渠道向读者推荐《昆虫记》时,特意选用"故事书"这一通俗表述,旨在打破当时民众对科学著作艰深难懂的刻板印象。这种推介方式体现了其"启蒙大众"的一贯思想,试图通过文学化解读拉近普通读者与自然科学的距离。
表述特征解析鲁迅的定性显著区别于传统书评的学究气,其用语充满具象化特征。用"故事"而非"观察记录"来描述法布尔的昆虫研究,强调著作中拟人化描写所构建的叙事张力。这种解读方式既保留了原作的科学严谨性,又凸显了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读性,形成科学与人文的双重观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刻意避开专业术语的堆砌,选择用大众熟悉的词汇实现跨文化传播的通俗转化。
文化传播意义这一独具特色的定性对中国近代科普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开创了用文学视角解读科学著作的新范式,促使后续译者如周作人等在处理类似文本时更加注重语言的艺术性。更重要的是,这种"以故事说科学"的阐释策略,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民众科普运动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使高深学识得以通过亲切的叙事方式进入寻常百姓的阅读视野。
定名背景探源
鲁迅对《昆虫记》的特殊定名需置于其晚年文化活动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鲁迅在病榻上持续进行着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此时他的关注重点逐渐从纯文学转向跨界文本。《昆虫记》恰逢其时地进入其视野,与其当时思考的"文学大众化"命题形成共振。在《看图识字》等文中,他反复强调知识传播应"有趣而有益",这种理念直接投射到其对法布尔著作的解读方式上。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手稿中曾出现"昆虫的史诗"等更富文学色彩的表述,最终选定"故事书"这个平实称谓,折射出其在学术准确性与传播有效性之间的慎重权衡。
文本互文关系深入对比《昆虫记》原作文本与鲁迅相关论述,可发现其定名的深层逻辑。法布尔在描写圣甲虫推粪球时写道:"这个小家伙固执地攀爬斜坡,像西西弗斯重复着他的命运",此类拟人化笔触被鲁迅敏锐捕捉为"故事性"的典型特征。在《蜜蜂的赞美》译后记中,鲁迅特别摘录了法布尔对胡蜂筑巢过程的戏剧化描写,称赞其"将昆虫的劳作升华为命运抗争的寓言"。这种解读并非简单的内容转述,而是通过文学批评中的叙事学理论,挖掘科学观察背后隐藏的经典故事模型——如狩猎叙事、家园建构叙事等,使昆虫行为与人类经验产生美学共鸣。
话语策略创新鲁迅的定名实践开创了科学作品本土化阐释的新范式。他刻意规避当时流行的"博物志""观察录"等传统命名方式,转而采用民间说书场域的"故事"概念,实质是构建跨知识领域的沟通桥梁。这种策略体现在三个层面:术语系统的平民化转换,将专业昆虫学词汇转化为"猎人""建筑师"等生活化比喻;叙事节奏的文学化处理,强调法布尔笔下昆虫活动起承转合的故事性特征;价值导向的伦理化提升,从昆虫生存智慧中提炼出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这种多维度的阐释体系,使舶来科学文本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跨文化传播机理从比较文学视角审视,鲁迅的定名行为构成独特的"翻译的翻译"。他不仅跨越法语到汉语的语言屏障,更完成了从科学话语到文学话语的范式转换。这种创造性转化体现在对法布尔双重身份的重新发现:既突出其作为昆虫学家的观察精确性,更强调其作为散文家的叙事才华。通过将《昆虫记》纳入故事文学谱系,鲁迅巧妙连接了中国志怪小说传统与西方自然文学传统,例如在点评蟋蟀鸣叫的章节时,他联想到《聊斋志异》中化身为虫的精怪故事,这种跨文化嫁接使陌生知识获得熟悉的情感认同基础。
历史影响脉络这一看似随性的定名,实则影响了中国科普文学数十年的发展路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周建人等人编写《昆虫世界》时直接沿用了"讲故事"的叙述模式;五十年代《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中,大量采用拟人化手法解说自然现象,可视为鲁迅阐释理念的延续。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创作观念层面:它打破了"科学表述必须客观冷静"的刻板教条,为后续《细菌世界历险记》《神奇的北极》等优秀科普作品开辟了文学化书写道路。甚至当代新媒体平台的科普视频制作,仍可见到通过构建昆虫家族故事来传递科学知识的创作遗风。
当代启示价值重新审视鲁迅的这一定名,对当下知识传播具有重要启示。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其"故事化"策略为复杂知识的有效传递提供了经典范本:通过情感共鸣降低认知门槛,借助叙事逻辑增强记忆黏性,利用文化嫁接消除理解隔阂。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教育领域,这种将抽象原理转化为具身经验的传播智慧,依然能指导科普工作者在严谨性与趣味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实践提醒我们避免过度娱乐化倾向——他在强调故事性的同时,始终坚守科学真实性的底线,这种辩证思维对处理当代科普创作中科学性与通俗性的关系仍具有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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