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叫苗族

       称谓的双重结构：他称与自称的辩证关系

       “苗族叫苗族”这一表述，巧妙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识别与称谓体系中一个核心特征：官方统称与内部自称的并存。从学术层面深入剖析，这种称谓结构反映了国家层面民族政策对多样性族群进行归类整合的实践，同时也尊重和保留了族群内部深厚的文化自主性。苗族的情况尤为典型，其内部支系繁多，文化丰富多彩，统一的“苗族”称谓如同一把大伞，为伞下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共同的身份归属，而纷繁的自称则如同伞骨，支撑起内部的文化独特性。这种他称与自称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理解苗族社会文化格局的一把关键钥匙。

       历史维度中的“苗”意象流变

       追溯“苗”字与特定族群关联的历史轨迹，可见其内涵与外延经历了复杂的演变。上古时期的“三苗”常被后世学者视为苗族先民的可能源头之一，但当时的“苗”更多是一种对南方某些部落群体的泛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西南地区族群状况在史籍中记载纷繁，“武陵蛮”、“五溪蛮”等称谓可能涵盖了苗族先民的部分群体，但界限依然模糊。唐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经营的深入，对当地族群的记录渐趋细致，“苗”作为特定族群的指向性开始增强。元明两代，土司制度的推行使得中原与西南民族的互动更为频繁，“苗”的称谓使用日益普遍和具体化，常与“夷”、“蛮”等词并用或细分。至清代，由于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以及一系列历史事件，官方文献和地方志中对“苗”的记载达到空前详细的程度，不仅区分了“红苗”、“黑苗”、“白苗”、“青苗”、“花苗”等基于服饰特色的亚群体，也使得“苗”最终定型为对这一特定民族的稳定他称。这一流变过程，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民族认知与苗族自身社会发展交织作用的历史缩影。

       内部的自称宇宙：支系文化的语言印记

       与统一的他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苗族内部极其丰富的自称系统。这些自称是各支系文化身份最直接的语音表达，通常与他们的语言分支、聚居地域或历史记忆紧密相关。例如，黔东南地区广泛使用的自称“蒙”，意为“人”或“我们的人”，体现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湘西方言区的苗族多自称“果雄”或“仡熊”，可能与历史上的族群迁徙记忆有关。而贵州西部、云南等地的部分苗族支系则自称“嘎闹”、“阿卯”等。这些自称并非随意产生，每一个背后都可能连着一段迁徙史、一个传说故事或一种地域文化特征。它们如同散落在西南山地的文化密码，共同构成了苗族文化的多元图景。理解这些自称，是深入苗族社会内部结构、欣赏其文化多样性的必经之路。

       现代民族识别中的定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旨在确认国内各个族体的法定民族成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散居在西南各省、支系众多、自称各异的这一庞大群体，采纳历史上已广泛使用且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苗”作为统一族称，既考虑了历史的延续性，也便于行政管理和民族政策的实施。这一决策并非忽视内部差异，而是在承认共同文化渊源和历史命运的基础上，赋予其一个法定的、平等的民族身份。“苗族”这一称谓的正式确立，标志着该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为其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保护传承奠定了基础。

       文化认同的聚合与表达

       尽管内部存在差异，但“苗族”作为一个整体称谓，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凝聚力和象征意义日益凸显。共同的族称为不同支系的苗族人提供了超越地域和方言的认同平台。盛大的民族节日如苗年、姊妹节、四月八等，精美的银饰刺绣艺术，宏大的史诗古歌，以及独特的饮食居住习惯，这些共享的文化特质在“苗族”的旗帜下得以展示、传承和交流。对外，统一的族称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的能见度和影响力；对内，它促进了各支系之间的相互认同与文化整合。特别是在海外苗族社群中，“苗族”认同更是连接散居同胞的重要纽带。

       称谓背后的哲学思考

       “苗族叫苗族”这一现象，引出了关于命名权、身份建构与文化表征的深层思考。一个民族的称谓，既是外部世界认知它的标签，也是其内部自我定义的核心。他称的固化过程，往往伴随着权力关系与历史叙事；而自称的顽强存在，则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苗族的案例生动展示了，一个民族如何在外部分类与内部自我认同的动态平衡中，塑造其独特的身份形象。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称谓都不是简单的符号，其背后是鲜活的历史、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持续进行的文化实践。在当代，如何看待和使用“苗族”这一称谓，既关乎对历史的尊重，也关乎对文化多样性未来的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