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清代宫廷饰品时,乾隆时期的耳饰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门类。这些耳饰并非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而是根据其具体形制、材质、工艺和佩戴场合,拥有一系列丰富且细致的称谓。笼统而言,它们常被归入“耳饰”或“耳坠”的大范畴,但在宫廷档案与文物定名中,则有更为精确的指代。
核心名称体系 乾隆朝耳饰的名称体系主要建立在形制与佩戴方式之上。最常见的类型包括“耳环”与“耳坠”。其中,“耳环”多指整体呈环状、闭合或带有钩扣以穿挂耳洞的饰物;而“耳坠”则特指主体部分垂挂下来、可随行动摇曳的款式,其结构通常上部为穿耳的“耳挺”(或称“脚”),下部连接坠饰。此外,根据坠饰的形态,还有“珠坠”、“宝坠”等细分称呼。 材质与工艺的体现 名称也常直接反映其珍贵材质与顶尖工艺。例如,以黄金为底托镶嵌珍珠者,可称“金镶珍珠耳环”;大量使用点翠工艺装饰的,则称“点翠耳坠”;若以累丝工艺制成玲珑剔透的样式,便称“金累丝耳坠”。若镶嵌了特定的贵重宝石,如东珠、红宝石、蓝宝石等,名称中也会明确标注,如“金累丝嵌东珠耳环”。 宫廷语境下的特指 在清宫严格的冠服制度内,耳饰是后妃命妇朝服、吉服搭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形制与名称均需符合礼制。例如,皇后、皇太后在重大典礼时所佩戴的、各具三颗东珠的耳饰,便有特定的规制,但其具体专名在档案中多依描述而定,而非一个固定的单一词汇。因此,“乾隆耳饰”是一个集合概念,其具体名称需视实物与历史记载而定,体现了当时极高的工艺水平与森严的等级秩序。当我们深入探究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宫廷饰品,尤其是耳饰这一领域,会发现其名称并非一个孤立的标签,而是一个深深植根于时代工艺、宫廷礼制与社会文化的精密系统。这些佩戴于耳畔的方寸之物,其称谓直接映射出它们的物理形态、制作材料、装饰技艺以及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符号位置。对乾隆耳饰名称的解读,实则是对十八世纪清代宫廷物质文化与制度美学的一次细致梳理。
形制分类与基础称谓 从最基本的佩戴结构出发,乾隆时期的耳饰可划分为两大主流形制,并由此衍生出核心名称。第一类是“耳环”,其特征是整体构成一个环状体,或虽非全环但设计上以环绕、勾挂耳部为主要形式。这类耳饰在宫廷生活中应用广泛,从日常便装到部分礼服均可搭配。第二类是“耳坠”,这是最具动态美感的款式,其结构通常包含穿入耳洞的细长“耳挺”,以及连接其下、自由垂落的“坠子”。坠子的造型千变万化,使得“耳坠”一词成为一大类目的总称。在清宫造办处活计档等文献中,常能见到根据订单要求制作“金耳环”或“玉耳坠”的记录,这构成了名称体系的第一层骨架。 材质表述在命名中的核心地位 乾隆朝工艺鼎盛,物料汇集天下精华,耳饰的名称必然突出其珍贵材质。黄金是最常见的贵金属基底,故“金耳环”、“金耳坠”是最基础的组合。若以白银为胎,则称“银鎏金耳环”,因银胎上常鎏金以显华贵。宝玉石的应用更是命名关键:镶嵌珍珠者,称“金镶珍珠耳坠”;以东方而来的珍贵东珠为主角,便是等级极高的“金累丝嵌东珠耳环”;若点缀红宝石、蓝宝石、翡翠等,名称中也会一一标明,例如“嵌红宝石金耳环”。此外,如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等材质,也都会在定名时得到体现,使得名称本身就成为一份物料清单。 装饰工艺与名称的深度融合 名称不仅是材质的罗列,更是对极致工艺的礼赞。当时宫廷推崇的几种顶尖手工艺,都在耳饰名称中留下了鲜明印记。“累丝”工艺是将金或银拉成细丝,再经盘曲、堆叠、焊接而成玲珑剔透的纹样,以此工艺制作的耳饰多称“金累丝耳坠”或“银累丝耳环”。“点翠”工艺是将翠鸟羽毛巧妙地粘贴于金属底托,形成鲜艳夺目且永不褪色的蓝色装饰,运用此技的便称“点翠嵌珠宝耳坠”。“掐丝”与“珐琅”工艺结合,则可能产生“金掐丝珐琅耳环”这样的称谓。这些工艺名词与材质、形制词结合,构成了复杂而精确的命名网络,仅凭名称即可想象其精美程度。 宫廷典章制度下的规范化命名 在皇权为中心的清代社会,服饰是政治等级的外化,耳饰也不例外。其名称在宫廷内部,尤其是冠服制度语境下,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后妃命妇穿着朝服、吉服时佩戴的耳饰,其形制、材质、颜色均有礼制规定。例如,皇后、皇太后所用耳饰,每具需各饰三颗东珠。这类耳饰在档案中未必有像“朝冠”那样绝对的固定专名,但相关的描述性记录,如“金龙衔东珠耳饰”,实则起到了规范名称的作用。造办处为特定庆典、特定人物制作耳饰时,其记录的名称往往详细至极,包含了使用者身份、使用场合、材质工艺、纹样寓意等全部信息,这可以视为一种最高规格的制度化命名。 纹样寓意与名称的雅化趋向 除了客观描述,部分耳饰的名称还会融入纹样主题,体现吉祥寓意与艺术审美。例如,坠子造型为葫芦,寓意福禄,可能被称为“金镶宝葫芦式耳坠”;若做成“卍”字不断头的样式,象征万福万寿,则可能记作“金累丝万寿耳环”;以花卉如秋葵、菊花为形的,也会在名称中点明。这种命名方式超越了单纯的物理描述,赋予了器物文化灵魂,使其名称更具文雅气息和象征深度,反映了乾隆时期宫廷艺术追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潮流。 实物与文献互证下的名称考辨 今天我们对乾隆耳饰名称的认知,依赖于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藏存的实物与清宫内务府档案、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等文献的相互印证。许多流传下来的精美耳饰本身并无标签,其定名工作便是由文物专家根据其工艺特征、材质成分,对照档案中的相似记录,考据推断而来。这个过程揭示了“乾隆耳饰名称”的动态生成性: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研究的;既是描述的,也是阐释的。因此,当我们回答“乾隆耳饰名称是什么”时,给出的并非一个词,而是一套由形制、材质、工艺、制度、纹饰等多重维度交织构成的、立体而鲜活的命名逻辑与文化遗产体系。 综上所述,乾隆时期的耳饰拥有一个层次丰富、表述严谨的名称系统。它从基础的“耳环”“耳坠”出发,通过叠加材质描述如“金”、“玉”、“珍珠”、“宝石”,融合工艺术语如“累丝”、“点翠”、“掐丝珐琅”,并受制于宫廷典章,最终可能升华至包含吉祥纹样的雅称。每一个完整的名称,都是一份微型的器物档案,默默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技术巅峰、物质繁华与秩序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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