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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界定
本文所探讨的“日本历代名称”，并非指其天皇年号或朝代称谓，而是聚焦于这个东亚岛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由外部世界或自身政权所赋予、并被不同文明记录在案的各种国名与地域称谓。这些名称如同一面面棱镜，折射出日本从史前迷雾走向古代国家，再演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其与周边大陆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之间深刻而持久的互动关系。理解这些名称的变迁，是解读日本文化源流、自我认知演变以及国际地位转换的一把关键钥匙。
主要名称类别梳理日本的历代名称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这是最古老且影响深远的外部视角记录。第二类是日本自身在形成统一政权过程中产生的自称，标志着其主体意识的觉醒。第三类则是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知识传入和国际交往深化而产生的通称与别称。每一类名称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化意涵，它们的出现、并存与更迭，共同编织了日本国名史的丰富图谱。
历史脉络简述从中国史书《汉书》首次提及的“倭”，到《后汉书》中记载的“倭国”，再到曹魏时期出现的“邪马台国”争议，早期称谓多带有华夏中心观的描述色彩。隋唐时期，“日本”作为自称开始见诸国书，并逐渐取代“倭”成为正式国号，这一过程伴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成熟与文化自信的提升。中世纪以降，“扶桑”、“东瀛”等富有文学色彩的称谓在汉文圈流行。至近代，“日本”一词通过西方译介固定为“Japan”等西文对应词，最终确立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国名。这一演变主线，清晰勾勒出日本从边陲岛国到主权国家的身份转型。
一、 古典华章：中国史籍中的他者印象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关于东方海岛的记载为日本早期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部视角。这些名称并非日本人的自我定义，而是古代中国观察者基于地理认知、政治关系和文化想象所赋予的标签。
最早可考的记载见于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里的“倭”字，其本意已难确考，可能源于古日语中表示“我”或“我们”的词汇“われ”（ware）的音译，也可能单纯是汉字中一个用以表音的借字。无论如何，“倭”成为了此后数百年间中原王朝对日本列岛政权或人群的通用称谓，如《后汉书》中便有“倭奴国奉贡朝贺”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1784年在日本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其印文中的“委”字通“倭”，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三国时期，《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以近两千字的篇幅详细描述了“邪马台国”及其女王“卑弥呼”。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九州说与本州畿内说）、政权性质及其与“倭”的关系，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该称谓可能是对日语“やまと”（Yamato，即大和）的音译，若此说成立，则表明日本核心政治势力在当时已进入华夏文明的视野。此后，南北朝至隋朝的史书，如《宋书》、《隋书》，继续沿用“倭国”之称，并记录了“倭五王”遣使朝贡、求取封号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早期日中间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关系。 这些源自中国典籍的名称，其共同特点是体现了古代东亚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倭”字本身在中文语境中并无贬义，但在后世，尤其是日本民族意识高涨后，其字形被部分人附会出矮小等负面联想，促使日本方面主动寻求改变国号。 二、 自称的确立：从“倭”到“日本”的转型七世纪前后，随着日本本土政权（大和朝廷）不断巩固并大量吸收中国大陆的律令制度与文化，其自我认知和国家意识显著增强，更改国号以匹配其政治抱负的需求应运而生。“日本”这一自称的诞生与固化，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集中体现。
关于“日本”国号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其意涵为“太阳之本源”或“日之所出”，这与日本位于中国东方的地理方位及其太阳崇拜（如天照大神信仰）密切相关。这一名称的正式启用，标志其试图在文化上构建与中华对等的地位，而非过去的边缘藩属。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时期，“日本国”使者自称其国名，并解释“日本”意为“倭国”之更名，因其国近日所出。而在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虽神话色彩浓厚，但已构建起以“日出之处”为核心的国家起源叙事。 这一更名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七世纪初，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已出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表述，虽未直接使用“日本”二字，但“日出处”的意象已呼之欲出，其背后是追求对等外交的强烈意图。至八世纪初，《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国家体制成熟，“日本”作为正式国号在法律和行政文书中被确立下来。唐朝僧人鉴真东渡后，其弟子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明确使用“日本国”之称，说明至迟在八世纪中叶，该名称已在中日双方得到认可和使用。 从此，“日本”取代“倭”，成为该国对内对外的正式自称，完成了从“他称”到“自称”的关键性转变，象征着日本古代国家形态的完善和自我认同的飞跃。 三、 雅称与别号：文化语境中的多样表达在“日本”作为官方国号通行之后，在文学、艺术、宗教及日常交流等更广阔的文化领域，还衍生或沿用了一系列富有诗意的雅称和别号，它们丰富了指代日本的词汇库，承载了特定的文化情感与地理想象。
“扶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东方神木，传说为日之所居。《山海经》等古籍已有记载，后逐渐演变为指代东方极远之地，进而代指日本。此称在唐宋诗文中最是常见，如唐代诗人王维、宋代文人欧阳修的作品中均有使用，为日本披上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文学面纱。 “东瀛”则更侧重于地理方位的描述，“瀛”字本指海洋，又源自道教仙境“瀛洲”。“东瀛”合称，精准地捕捉了日本作为东方岛国的地理特征，同时暗含仙境之美誉，在明清以来的文献和近代中文报刊中应用极为广泛。 “蓬莱”同样源于中国神话，是东海中的仙山。尽管其最初所指并非确切的日本，但在文化交流中，常被用来比喻或指代日本，尤其在描述其风景或抒发求仙访道之情时使用。此外，“秋津岛”或“秋津洲”是日本古籍《古事记》中出现的自称之一，源自神话创世故事，在国内古典文学中时有出现。“苇原中国”则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对人界（特指日本）的称呼，具有浓厚的本土神话色彩。 这些雅称别号，大多产生于汉文文化圈的知识体系内，反映了古代文人墨客对海外异域的浪漫想象与审美加工，它们与正式的国号“日本”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东亚文化语境中指代日本的丰富词汇网络。 四、 近代定名：国际视野下的标准称谓进入十六世纪，随着欧洲航海家与传教士的到来，日本开始被纳入全球视野。其国名如何被转译、拼写并最终在国际社会固定下来，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与语言接触史上的一个有趣案例。
最早接触日本的欧洲人，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最初很可能是通过中国沿海的闽南语或粤语发音“Jit-pún”或“Ya̍t-pún”来了解这个国家的，并据此音译为“Giapan”、“Japão”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Zipangu”或“Cipangu”，虽其描述的真实性存疑，但普遍被认为是基于“日本国”的读音（可能经由其他语言转介）在西方文献中的早期呈现，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黄金之国的向往。 至江户时代，长期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的荷兰人，采用了“Japan”的拼写形式。这一形式后来被英语等更多欧洲语言所吸收和标准化。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开国，积极与西方各国修订条约、建立外交关系。在所有的国际文书和交往中，“日本”的罗马字拼写“Nihon”或“Nippon”与其对应的西文译名“Japan”等被正式、系统地对应起来，并通过国际公约和习惯得以巩固。 至此，日本国名的演变完成了其历史循环：从一个古老文明（中国）视角下的他称“倭”，发展到自身主体性确立后的自称“日本”，再通过近代全球交流，将其自称的读音与含义固定为世界通行的“Japan”等称谓。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名称的简单更替，更是日本从东亚一隅走向世界舞台，其国家身份不断被定义、被确认、并被国际社会所接纳的深刻缩影。每一个曾用名的背后，都沉淀着一段复杂的历史交往与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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