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源背景
扶桑作为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称谓,最早见于《山海经》中关于东方神木的记载。汉代文献逐渐将这一名称与东海岛国相关联,至《南史》明确出现"扶桑国"指代日本列岛的记述。唐代诗人王维、徐凝等常在诗作中使用此称,使这一雅称融入东亚文化圈的共同语汇体系。
地理对应古代中国以东海洋中的群岛地形与神话中日出之地的意象相契合,使扶桑逐渐成为日本列岛的代称。隋炀帝时期派遣使者前往"倭国"的记载中,已出现"日出处天子"的对应称谓,这种地理方位上的东方属性强化了扶桑与日本的关联性。
文化意象在传统文人墨客的笔下,扶桑承载着日出东方、紫气东来的祥瑞寓意。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中"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的诗句,将自然景象与人文想象相结合,构建出极具东方美学特质的文化符号。这种意象传播至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形成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文化记忆。
现代应用现今汉语体系中,"扶桑"主要作为日本的古典雅称出现在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及传统艺术领域。在对外交流场合,此称谓仍保留着礼仪性的文化厚度,但需注意不同语境下的适用性,避免与现代政治地理概念产生混淆。
神话溯源的演变脉络
扶桑最初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描述的是太阳栖息的神树。西汉时期《淮南子·天文训》进一步记载:"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此时扶桑仍保持神话地理属性。至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解"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时,开始将神话意象与现实地理相联系。这种转变在《梁书·诸夷传》达到顶峰,其中明确记载:"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完成了从神话植物到地理实指的关键转变。
历史文献的记载体系唐代姚思廉所撰《梁书》第五十四卷首次设立《扶桑国传》,详细记载了慧深和尚所述扶桑国的物产、制度与风俗,其描述的树皮造纸、养鹿取奶等习俗与古代日本习俗高度吻合。宋代《太平御览》卷九八三引《南夷志》称:"倭国亦名扶桑",正式建立官方文献的对应关系。明代《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船队东渡时仍沿用"东洋扶桑诸国"的统称。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已对扶桑是否专属日本提出学术质疑,反映了称谓使用的动态变化过程。
文化传播的双向流动古代日本对"扶桑"称谓的接受经历漫长过程。奈良时代的《万叶集》中已有"扶桑"字样出现,平安时期《源氏物语》绘卷则直接使用"扶桑之国"自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南北朝时期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开篇即言"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始肇基,日神永传统",这种太阳崇拜的本土化阐释与扶桑意象形成奇妙共振。与此同时,中国文人通过《扶桑游记》、《扶桑纪行》等著作持续强化该称谓的文化印记,使扶桑成为中日文化共有的精神符号。
地理认知的演进过程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准确记录经台湾海峡至琉球群岛的航路,明确将"倭国"与"扶桑"并列记载。明代《筹海图编》绘制的东南海防图中,首次以"大扶桑"标注本州岛,"小扶桑"指代九州岛。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采用"日本"与"扶桑"双标注方式,反映中西地理知识的融合。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海国闻见录》则清晰区分"扶桑故地"与"新辟东瀛"的概念,体现地理认知的精细化发展。
文学艺术的意象呈现唐代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下"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的豪迈诗句,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则作"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的深情吟咏。宋代欧阳修《日本刀歌》记载"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自注明确说明"扶桑谓日本"。明代唐寅《扶桑旭日图》以艺术创作固化这一意象,清代郑板桥更在题画诗中直言"东邻扶桑日初出,光照吾家竹石居"。这种艺术化的表达使扶桑超越地理指代,成为东方美学的重要载体。
现代语境的使用规范当代官方文献中仍保留"扶桑"作为历史称谓的使用惯例,如《辞海》释义明确标注"中国古代对日本的代称"。在学术著作中,冯天瑜《中日文化交往史话》专设"扶桑称谓考"章节进行辨析。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日语中"扶桑"(ふそう)多用于企业命名与文化团体,如扶桑社、扶桑文库等,与中文语境存在微妙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该称谓适宜用于人文艺术领域,正式外交文书则需遵循现代国际惯例使用"日本"标准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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