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舞蹈,作为一个融合了哲学思想与身体美学的文化实践领域,其名称体系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儒家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艺术化身。这些名称远不止是简单的标签,而是承载着仪式功能、哲学隐喻、时代精神和艺术追求的复合载体。要深入理解儒学舞蹈的名称,必须将其置于历史源流、思想内核、艺术形态与现代表达的多维框架中进行剖析。
溯本清源:礼乐制度下的雅乐舞名谱系 儒学舞蹈最直接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所确立的雅乐体系。这一体系将舞蹈(“佾”)与音乐、诗歌、礼仪紧密结合,服务于国家祭祀与政治教化,其核心思想正是儒家所推崇的“礼乐治国”。此时的舞蹈名称,严格对应着其礼仪功能与祭祀对象,形成了严谨的谱系。例如,用于祭祀天地先祖的《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合称“六代乐舞”),每一名称都指向特定的先王功绩与德行典范。其中,《大武》歌颂周武王功业,其舞蹈编排蕴含“止戈为武”的儒家战争观,是儒学舞蹈精神的早期典范。后世历代沿革,如唐代的《七德舞》、《九功舞》,名称皆寓意德政教化。至明清两代,祭祀孔子的《释奠乐舞》成为体系最完备、传承最清晰的儒学仪式舞蹈,其名称直接点明“释奠”(陈设祭品祭祀先圣)这一核心礼仪行为。这些名称古朴庄重,是儒家“名正言顺”思想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名称本身即是礼仪神圣性与规范性的宣示。 文以载道:经典意象与哲学概念的舞蹈化命名 除了仪式雅乐,儒家经典中的丰富意象和核心哲学概念,也为舞蹈命名提供了无尽的源泉。这类名称不直接指向具体仪式,而是通过高度凝练的文学或哲学词汇,激发观众对儒家精神世界的联想。它们更常见于文人雅士的文化生活或后世艺术创作中。例如,“袖舞”可能并非特指,但“长袖善舞”的意象常与儒家倡导的温文尔雅、含蓄中正的君子风度相联系。更直接的,如以“梅”、“兰”、“竹”、“菊”四君子命名的舞蹈系列,名称直接借用比德于物的文化符号,舞蹈动作旨在模拟植物的形态与神韵,从而象征君子的坚贞、幽雅、谦逊与淡泊。另有一些名称直接提炼自儒家核心理念,如《中和之舞》取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仁风》演绎“仁者爱人”的博大情怀;《礼容》专注于展现儒家礼仪中的举止容止。这类名称具有强烈的写意性和象征性,是儒家文化“立象以尽意”思维在舞蹈命名上的运用。 古韵新声:现当代创作中的多元化命名策略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舞蹈成为一门独立的剧场艺术,以儒家文化为题材的创作蓬勃发展,其命名策略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与创造性。编导们不再拘泥于古制,而是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儒家文化进行当代诠释。其名称大致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历史叙事型,如舞蹈诗《孔子》、《孟子》,或舞剧《兰陵王》(虽题材属北齐,但其忠勇信义的精神内核与儒家价值观相通),名称直接点明表现的历史人物或故事,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性。二是哲学思辨型,如《天问》(虽源自屈原,但后世常融入对天道、人伦的儒家式思考)、《两仪》、《四象》等,名称抽象而富有哲理,引导观众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三是诗意意境型,如《山水清音》、《松风问禅》(禅意中亦融汇儒释道)、《书韵》等,名称本身营造出一种符合儒家“乐山乐水”审美趣味的意境,舞蹈成为这种意境的动态呈现。四是现代解构型,部分先锋作品可能使用更具现代感甚至颠覆性的名称,如《子曰》、《儒行》等,在传统词汇中注入当代视角,引发对儒家思想现代意义的重新思考。 名实之辩:名称背后的文化身份与价值指向 探究儒学舞蹈的名称,最终需回归到“名”与“实”的关系这一儒家本身的重要议题。一个舞蹈被冠以与儒家相关的名称,便意味着创作者为其设定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价值期待。对于观众而言,名称是第一道解读的线索,它预设了舞蹈的情感基调、思想深度和审美风格。无论是庄严的《释奠乐舞》,还是清雅的《竹韵》,或是宏大的《孔子》,名称都在邀请观众进入一个由儒家文化符号构筑的意义网络。同时,名称也面临着当代传播与接受的考验。过于古奥的名称可能产生距离感,而过于通俗的名称又可能消解其思想的严肃性。因此,当代儒学舞蹈的命名,往往需要在尊重文化传统、准确传达理念与适应现代观众审美接受之间寻求精妙的平衡。 综上所述,儒学舞蹈的名称是一个动态发展、层次丰富的系统。从上古雅乐的功能性定名,到文人艺术的意象化提炼,再到当代剧场的多元化创造,名称的演变史本身就是儒学思想与舞蹈艺术互动交融的缩影。每一个名称都是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一扇理解儒家文化如何通过身体语言和艺术形式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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