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称的渊源与地域文化根脉
探讨山西长治园艺的名称,首先需追溯其植根的上党文化土壤。“长治园艺”并非一个突兀的现代创造,而是深深烙印在“上党”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生存智慧与审美追求。长治,古称上党,意为“与天为党”,地势高峻,山河表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环境孕育了当地人坚韧务实、善于利用自然的性格,也深刻影响了园艺的发展模式。古代的上党地区,园艺活动很早就与农耕、祭祀、居住环境改善紧密结合。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推测,先民们在房前屋后种植果蔬、药用植物以补给生活,在村落旁栽植树木以防风固土、界定空间,这些朴素的实践是长治园艺最原始的形态。历经朝代更迭,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商业流通与人口迁徙,一些观赏花卉、优良果木品种被引入,与本地的野生资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园艺作物谱系与栽培技艺。因此,“长治园艺”之名,承载的是数千年来上党人民适应自然、改造环境、创造美好生活的连续性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 二、核心构成与多元表现形态 长治园艺的内涵丰富,其名称之下包含多个层次与类别的具体内容,它们共同勾勒出长治园艺的全貌。 (一)特色鲜明的生产性园艺。这是长治园艺的经济基础与最显著的标签。长治利用其多样的地形与气候,发展出极具竞争力的园艺产业。在蔬菜方面,形成了以“潞城大葱”为代表的葱蒜类,以“长子青椒”为代表的茄果类,以及壶关、平顺等地的旱地特色蔬菜种植区,这些产品不仅供应本地,更远销省外,形成了品牌效应。在果树方面,黎城、平顺等县的核桃、花椒种植历史悠久,品质上乘,既是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构成了独特的山地景观。此外,草莓、樱桃、葡萄等现代设施园艺也在城郊蓬勃发展,丰富了市场供应。这种生产性园艺紧密依托本地资源,技术传统与现代科技并存,是“长治园艺”名称在实体经济层面的坚实支撑。 (二)融入日常的生活性园艺。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庭院园艺与村落绿化上。在长治的乡村与城镇旧居,常见庭院中种植石榴、枣树寓意多子多福、早生贵子,栽植月季、牡丹、菊花等花卉以观赏怡情。这些种植活动往往由家庭中的长者主导,技艺口耳相传,植物选择富含民间吉祥文化色彩。同时,村落周边的“风水林”、古道旁的参天古树、寺庙园林中的松柏,都体现了将园艺融入人居环境营造与精神寄托的智慧。这种生活化的园艺,不追求大规模产出,而是注重与居住空间的和谐、与季节流转的呼应,展现了长治人朴素自然的生活美学。 (三)生态与景观导向的现代园艺。随着时代发展,长治园艺的外延不断拓展。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园林绿化广泛应用乡土树种与花卉,打造具有太行风情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和道路景观。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休闲观光农业迅速崛起,许多乡村利用果园、花田、采摘园发展乡村旅游,将园艺生产与生态旅游、科普教育、休闲体验相结合。例如,春季的梨花节、桃花节,夏季的荷花观赏,秋季的苹果采摘等活动,已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载体。这类园艺实践,强调生态效益、景观价值与社会功能,是“长治园艺”名称在当代最具活力的新注解。 三、技艺传承与时代创新 长治园艺的名称背后,是一套因地制宜的技艺体系。在传统层面,包括旱作园艺的保墒技术、山地梯田的利用、地方品种的选育与保存、有机肥料的积制使用等。这些技艺适应了长治半干旱山区的地理条件,体现了高度的生态适应性。在现代层面,则积极引入并融合了温室大棚技术、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果蔬采后处理与冷链物流等现代农业科技。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嫁接,并非简单的取代,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效率提升与产业升级。许多农民既是传统经验的行家,也是学习应用新技术的主力,这种双重角色确保了园艺技艺的生命力在传承中得以延续,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四、文化象征与品牌价值提升 如今,“长治园艺”已超越单纯的生产活动范畴,日益成为代表长治地域形象的文化符号和品牌资产。地方政府与行业组织通过注册地理标志产品、举办园艺博览会、开展特色农产品推介会等方式,不断擦亮这块招牌。它象征着长治的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代表着从传统农业向高效、优质、生态现代农业的转型成果。同时,通过园艺媒介,长治的山水风光、民俗文化、乡土美食得以更生动地展示给外界,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旅游消费。因此,这个名称所蕴含的价值,正从产品价值延伸到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成为推动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绿色引擎。 综上所述,“山西长治园艺”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概念性名称。它根植于上党深厚的历史文化,表现为生产、生活、生态多元共存的实践形态,并在技艺传承与创新中动态演进,最终凝聚为具有显著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品牌与产业体系。理解这一名称,需要我们从历史纵深、空间分布、产业形态和文化意蕴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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