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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名称《史记》是中国古代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其正式名称为《太史公书》，后世常以《史记》通称。该书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记载从上古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历史的通史。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更成为后世史家著述的典范，在中国史学与文化传承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名称由来书名中的“史”指历史记载，“记”意为记述，合起来即“历史的记录”。司马迁在自序中称其著作为《太史公书》，因他官居太史令，故以此命名。东汉以后，此书逐渐被简称为《史记》，这一称谓最终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名称的演变反映了其从个人著述到国家正史的经典化过程，也体现了其在学术体系中被不断认可与尊崇的历史轨迹。 内容构成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余字，由五大部分有机组成。这五部分是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本纪以帝王为中心，勾勒历史发展主线；表以表格形式梳理繁杂的时空脉络；书专记典章制度与社会经济；世家主要记载诸侯与重要贵族的历史；列传则为各阶层代表人物立传。这种结构宏大而精密，将人物、事件与制度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历史世界。 核心价值《史记》的价值远不止于史料汇编。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使这部著作充满了深刻的历史哲学与人文精神。它打破了以往史书单纯记事的局限，将文学笔法融入历史叙述，人物刻画生动传神，语言气势磅礴，因而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仅是一部信史，更是一座凝聚了古代智慧、道德观与审美理想的丰碑，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典籍的正式名称与流变考略探讨《史记》这一典籍，首先需厘清其名称的源流。司马迁在完成巨著后，于《太史公自序》中明确称之为《太史公书》。此名直接关联其官职“太史令”，彰显其以官方史官身份进行私人著述的特质。西汉时期，此书亦被称作《太史公记》或《太史记》。直至东汉桓灵之际，学者著述中开始出现“史记”这一简称，起初是作为史书通称，后逐渐特指司马迁的著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入“春秋家”，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可见名称尚未统一。魏晋以后，《史记》之名才彻底专属性地固定下来，成为这部经典的代称。名称的变迁，实则映射了其从一家之言升格为王朝正统史学权威的过程，是学术史与接受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开创作体例与结构范式《史记》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在于其开创性的纪传体体例。此前的史书，如《春秋》为编年体，《尚书》为记言体，皆有一定局限。司马迁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创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兼顾时间、事件与制度的全新史书体例。具体而言，十二篇“本纪”以帝王世系为纲，提挈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十篇“表”以简明的表格，将错综复杂的诸侯纪年、人物关系与重大事件清晰罗列，堪称全书时空脉络的骨架；八篇“书”则系统论述了礼乐、律历、天文、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的沿革，是制度史的专篇；三十篇“世家”记载了自周代诸侯至汉初勋贵等世袭贵族的历史；最后的七十篇“列传”，范围极广，上至将相名臣，下至游侠、商贾、医者、滑稽人物，乃至周边民族政权，皆有收录。这五种体裁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网状叙事结构，使历史叙述既有点的深度，又有面的广度，还有线的连贯，为后世两千年的正史编纂确立了金科玉律。 蕴含的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司马迁著史，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其字里行间贯穿着深邃的史学思想与浓厚的人文关怀。他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试图探索历史进程中天命与人事的复杂关系，虽未完全摆脱天人感应观念，但更强调“人”的作用与历史家的独立判断。“通古今之变”则体现其宏大的历史通变观，他致力于梳理历史兴衰的内在规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张“承弊通变”。而“成一家之言”更是其著史的灵魂，他敢于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表达个人的历史见解与价值评判，如为失败的英雄项羽立“本纪”，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为工商业者立传，都体现了其卓越的史识与胆魄。书中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同情，对正义与气节的歌颂，对不公与暴政的批判，使得《史记》充满了温度与力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教科书，成为一部探究人性、命运与价值的伟大著作。 卓越的文学成就与语言艺术《史记》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与其史学价值交相辉映，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司马迁擅长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塑造人物，他通过精选典型事件、细节刻画、对比烘托以及个性化的语言对话，使笔下人物栩栩如生。项羽的慷慨悲歌、刘邦的狡黠多智、荆轲的侠义悲壮、李广的悲剧命运，无不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其语言风格雄深雅健，变化万千，叙述时简洁凝练，描写时生动传神，议论时又饱含激情。大量口语、谚语和歌谣的运用，增添了文字的生活气息与时代感。正因如此，《史记》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仅为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分，其中大量故事更成为戏曲、小说创作的经典源泉，深刻影响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脉络。 深远的文化影响与历史地位《史记》作为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总汇，其文化影响是全方位且历久弥新的。在史学上，它是“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其体例、笔法、精神为后世史家所宗奉。在思想上，它所承载的儒家价值观、历史通变观以及批判精神，成为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石。在文学上，它是古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滋养了无数文人墨客。此外，书中记载的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俗民情、地理物产等内容，成为研究上古至汉初社会不可或缺的宝库。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对于自身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共同记忆，其中的人物与故事，如大禹治水、勾践卧薪尝胆、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等，早已沉淀为民族精神与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可以说，《史记》已不仅仅是一部书，它是一座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有力的早期见证之一，其地位与光芒历经两千年岁月洗礼而愈发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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