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选举制度名称是什么

       制度称谓的由来与法律依据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选举制度，其规范名称根植于国家的根本大法。1936年《苏联宪法》（又称“斯大林宪法”）首次系统性地确立了“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选举原则，并据此构建了选举各级苏维埃代表的完整法律框架。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根本法）》在第九十五章至第一百零一条中，进一步巩固和细化了这一制度，明确其名称为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制度。因此，“苏维埃代表选举制度”这一名称具有充分且连续的法理基础，它并非一个随意的称呼，而是由国家根本法所定义和保障的、与“苏维埃”这一政权形式密不可分的政治程序。

       苏联官方理论对选举制度的四项基本原则赋予了特定的社会主义内涵。“普遍性”指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精神病患者等极少数情况外，所有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均享有权利，这体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平等性”意味着每一选民均有一票，且每票效力相等，同时强调各民族、各社会群体的代表性。“直接性”指各级苏维埃代表均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不设选举人团等中间环节。“无记名投票”则为选民表达意愿提供了技术上的保密保障。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些原则的实践受到国家政治生活总体环境的深刻影响。选举的提名与竞选环节，并非在多元政治力量公开竞争的条件下展开，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框架内进行协调与确认，这导致原则的理论表述与实际的政治过程之间存在特定的张力。

       该制度的运作流程具有高度组织化和程式化的特点。选举由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的选举委员会负责组织。候选人提名权依法属于共产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和劳动集体。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提名单位通常在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下进行协商，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形成事实上的“选民联盟”提名。随后，该候选人需要在选区会议上与选民见面，介绍其纲领。最关键的特征在于，经过这一协商和确认过程后，每个选区通常只产生一名正式候选人，提交给选民进行投票表决，此即所谓的“等额选举”。选民在投票时可以选择支持该名候选人，也可以投反对票或划掉其名字，但缺乏在不同候选人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的机会。投票日被塑造为盛大的国家节日，参选率极高，往往用于展示全民的政治团结和对国家政策的支持。

       苏维埃选举制度的功能远超单纯的职位遴选。首先，它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化与仪式化载体，通过周期性的全民参与，赋予苏维埃政权以法律上的合法性外观。其次，它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动员与教育工具，选举运动成为宣传党和国家当前政策、目标和成就的全国性课堂，旨在强化社会共识与意识形态认同。再次，它扮演着社会整合的角色，通过精心安排的代表构成（确保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各民族代表的比例），象征性地体现了“全民国家”的理念和各社会阶层、民族的联盟。最后，它也是精英吸纳与干部培养的渠道之一，部分代表职位成为体制内人员晋升和获得荣誉的途径。因此，选举过程本身的政治象征意义和社会整合功能，远远大于其作为不同政策选项或执政团队竞争工具的功能。

       该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在其存续期间经历了若干调整。列宁时期，鉴于内战和建国初期的严峻形势，选举实践受到较多限制。1936年宪法标志着制度的形式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趋于稳定和固化。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公开性”的背景下，苏维埃选举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1988年的政治改革首次引入了部分席位的竞争性选举，允许多名候选人角逐同一个代表席位，这打破了数十年的等额选举传统。1990年的选举中，竞争性进一步增强，反对派团体得以参与并赢得了一些席位，特别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席位。这一时期的改革本意是激活政治体系，但却意外地加速了原有政治共识的瓦解，为联盟的最终解体埋下了伏笔。制度的这一晚期演变，深刻揭示了其内在弹性不足与应对危机时的困境。

       若将苏联选举制度置于全球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中，其独特性尤为明显。它与西方自由民主制下的多党竞争普选制形成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在统一政治领导下的共识确认与社会整合，后者侧重于通过政党轮替和政策竞争来实现权力制衡与政府更迭。苏联模式更接近于一种“授权式”或“动员式”民主，其核心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民众对既定方针和领导层的形式认可，而非提供多元选择。随着苏联解体，这一制度在原加盟共和国基本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形式各异的新的选举体系。然而，其历史遗产依然复杂，包括对高参选率的重视、选举作为动员工具的理念、以及在某些后苏联空间国家政治文化中留下的印记。对“苏维埃代表选举制度”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解剖一个已逝帝国的政治躯体，更是理解二十世纪一种特定国家治理逻辑与民主实践路径的关键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