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建制的分合脉络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州县制度,并在其上设立了“道”作为监察区,后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高层政区。与今日四川省范围相关的,主要是剑南道和山南西道。剑南道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因其位于险峻的剑门关以南而得名,辖境极为辽阔,最盛时下辖数十州,益州成都为其理所。山南西道则是从更大的山南道中分置而来,唐玄宗开元年间初步形成,主要负责管辖秦岭以南、长江以北的巴蜀东北部及汉水上游区域。除了这两大道,局势时有变动。例如,今天的泸州、宜宾等地在唐初曾属剑南道,后一度划归黔中道管辖。而川西高原的松州、茂州等地,虽在剑南道名义之下,实则多为羁縻州,由当地部落首领世袭管理,朝廷仅保持名义上的册封与松散控制。这种“道—州—县”与“羁縻府州”并存的多元管理体系,是唐朝处理边疆与民族地区事务的鲜明特色。 核心地域的历史名望 尽管没有“四川”之名,但该地域的核心部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在唐朝拥有极高的历史名望与政治经济地位。益州成都作为剑南道治所,是与扬州齐名的全国性工商业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美誉。其手工业如蜀锦、造纸、雕版印刷闻名天下,商业贸易辐射西南乃至西域。成都也是唐朝皇帝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动荡时期重要的避难所,唐玄宗和唐僖宗均曾幸蜀,并一度将成都定为“南京”,这极大提升了蜀地的政治权重。此外,嘉州(乐山)、梓州(三台)、遂州(遂宁)等均为区域内的经济文化重镇。这些州郡的繁荣,共同构成了后世“四川”概念的经济文化内核,使得“蜀”作为这一区域的代称,其影响力远超过任何当时的行政名称。 名称演变的肇始之因 “四川”一词的源头,正可追溯至唐朝的行政区划实践。当时,剑南道常被按其方位或辖区特征,非正式地划分为“剑南东川”与“剑南西川”。其中,“西川”主要指以益州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及周边,“东川”则指以梓州为中心的涪江中游地区。这种“川”的划分,是基于自然地理单元(如平原地带)的认知。到了唐末及五代,朝廷正式设立了“西川节度使”与“东川节度使”,使“川”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具有明确管辖范围的军政单位。北宋初年,在原唐剑南道核心区域的基础上,合并了西川路与峡西路(部分区域源自山南西道),设立了“川峡路”。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又将川峡路析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至此,“四川”作为一个整合性的行政区划名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可见,唐朝的“剑南东、西川”之分,是“四川”得名最直接、最关键的历史前奏。 多元族群的共生舞台 唐朝时期的四川地域,并非单一民族的家园,而是多民族迁徙、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舞台。盆地内部以汉族为主体,承袭着悠久的蜀文化。而在周边山区与高原,则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岷江上游的西山一带,有羌族部落;川西南的嵩州(西昌)、姚州(姚安)地区,是乌蛮、白蛮等彝语支先民的活动范围,他们与南诏国关系密切;川东南的黔州等地,则有土家族、苗族的先民。唐朝通过设立大量羁縻州府,对这些地区实行“因其故俗而治之”的宽松政策。同时,吐蕃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势力东扩,一度控制了松州、维州等川西北要地,与唐朝在此长期拉锯。此外,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和吐蕃古道,也有中亚、南亚的商旅与文化元素传入。这种复杂的民族与地缘政治格局,使得唐朝对这片地域的治理,兼具了内地直辖与边疆羁縻的双重色彩,其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中原蜀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层叠交融的独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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