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源流与历史层积
唐代对印度的称呼,是一个累积了数百年历史认知的层叠结果。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身毒”,此乃张骞首次从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听闻的“Sindhu”河城邦之名的音译。东汉以后,随着佛教初传,佛经翻译家倾向于采用更具宗教神圣意味的“天竺”,此词可能融合了“Sindhu”的音译与中华文化中“天”所蕴含的崇高、悠远之意象,遂成为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最主流、最富文化联想色彩的称谓。至唐代,情况趋于复杂。高僧玄奘亲履其地,主张“印度”为正音,他在《大唐西域记》中的权威论述,使得这一更贴近当地自称的译名在知识精英阶层获得认可。然而,由于“天竺”一词已深入日常语言与文学创作,两者在唐代实际上形成了雅俗并存、新旧共用的局面。官方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中,“天竺”与“印度”常交互出现,而诗人笔下的“天竺”则承载了更多的异域风情与禅意遐想。 地理认知的具象化历程 唐代对印度的地理认知,经历了从模糊的整体概念到渐趋清晰的区域划分过程。唐初,人们的认识仍多以“天竺”统称那片位于雪山(喜马拉雅山)之南的广阔土地。但随着交流深入,尤其是玄奘归来后,唐代知识界开始了解到印度并非铁板一块。玄奘将其游历的百余国按方位风俗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印度,这一划分极大地提升了认知的精确度。此外,唐代史料中开始出现更多具体的国名,如北印度的那揭罗曷国、羯若鞫阇国(曲女城),中印度的摩揭陀国(佛教圣地王舍城所在),以及南印度的秣罗矩吒国等。这些具体国名的出现,与唐代使节、僧侣、商人的实际活动路线密切相关。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得唐人对于南印度沿海港口,如珠利耶(今泰米尔纳德邦一带)的认知,比前代大为增强。从“天竺”这个充满整体性想象的符号,到“五印度”及诸多具体城邦的认知,标志着唐代对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致程度。 政治外交中的名实对应 在唐代的对外政治与外交文书中,对印度的称谓选择往往暗含深意。当提及佛教事务或文化往来时,多沿用具有深厚宗教渊源的“天竺”。例如,朝廷迎请或礼敬天竺高僧,文书多用此称,以示对佛教源头的尊重。而在涉及正式使节往来、地理描述或政治情报时,则可能更倾向使用“印度”或具体国名,以追求准确性。有唐一代,中印之间官方使节往来虽不似与突厥、吐蕃那般频繁,但仍有记载。如唐太宗时期,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国王尸鸠摩遣使献方物,唐太宗以玺书嘉慰。这类外交活动中,对对方国名的确认与使用,是建立正式邦交关系的基础。称谓的准确化,也反映出唐代中央政府试图将远方国度纳入其“天下秩序”认知体系的努力,即使这种努力更多是象征性的。通过称谓,唐朝构建了一套理解与定位外部世界的语言框架。 文化交流与名称的文学意象 “天竺”一词在唐代文学中,已超越纯粹的地理指代,升华为一个富含文化意蕴的文学意象。在诗人笔下,它常与佛陀、佛法、贝叶经、旃檀香、狮子国等元素交织,构成一片遥远、神秘、充满智慧的净土。李白在《僧伽歌》中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王维在诗文中亦常化用佛典与天竺典故。这种文学化的“天竺”,与玄奘、义净等求法僧纪实著作中描述的、有着具体风土人情的“印度”,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前者满足了唐人对异域的精神向往与艺术想象,后者则提供了真实的知识基础。两者共同塑造了唐代社会多元而立体的印度观。文化的吸收与转化也体现在语言上,大量源自梵文、经由佛经翻译进入汉语的词汇,如“刹那”、“菩萨”、“塔”等,其源头皆可追溯至那个被称作“天竺”或“印度”的地方,名称成为了文化传播最直接的见证。 称谓变迁的历史回响 唐代关于印度诸名称的并用与演变,其影响深远,奠定了后世中国对南亚地区称谓的基础。宋代大体继承了唐代的用法,“天竺”与“印度”继续并存。然而,随着元明时期海上交通与伊斯兰世界影响的加深,又出现了“忻都”、“印都”等新的音译变体。直至近代,“印度”一词最终定型为现代国家的标准译名。回顾唐代,这一时期正处于这个漫长定名过程的关键节点。它上承古代模糊的“身毒”记忆,下启近古逐渐清晰的“印度”认知,而“天竺”则在其间扮演了文化桥梁的角色,将佛教文化的深刻烙印永久地留在了汉语词汇与中华文化记忆之中。探究唐代对印度的不同称呼,实则是在梳理一段中国如何通过命名来认识、理解并融入一个更广阔世界的历史脉络。这些名称如同散落在史籍中的拼图碎片,拼凑出的不仅是唐代的西域观与南海观,更是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互动、调适并不断丰富自身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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