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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名称体系，是古代中国选拔官员的核心制度称谓总汇。这一体系并非单一固定的名称，而是随着朝代更迭与制度演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官方称谓与民间习称。其名称的变迁，深刻反映了科举制度从创立到成熟的历史轨迹。
唐代科举的名称构成 唐代作为科举制度的奠基期，其名称多以“科”与“举”为核心进行组合。最具代表性的统称是“贡举”，意指地方向中央贡荐人才参加考试。具体的考试科目名称则丰富多彩，其中最为士人所重、后代沿袭最久的是“进士科”。此外，尚有“明经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等诸多常设科目，以及为选拔特殊人才而临时设置的“制科”。这些名称直接体现了考试对儒家经典、法律、文字、算学等不同专业知识的要求。唐代的选拔程序分为地方“解试”与中央“省试”两级，这些层级名称也成为科举名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科举的名称发展 宋代科举制度趋于严密与完善，其名称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科举”一词在宋代开始成为更普遍的统称。最重要的变化是考试层级名称的定型，形成了“发解试”（州府级）、“省试”（尚书省礼部主持）、“殿试”（皇帝亲自主持）三级考试制度，其中“殿试”的确立与制度化是宋代的首创，使得“天子门生”的称谓得以流行。在科目上，“进士科”的地位空前提高，几乎成为科举的代名词，而“明经科”等其他科目逐渐边缘化。此外，为保障考试公平，宋代还出现了“糊名”、“誊录”等关涉考试流程的专用名称，丰富了科举制度的术语体系。 名称背后的制度精神 综观唐宋科举名称，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标签，而是承载了特定的制度内涵与社会观念。从唐代相对多元的分科取士，到宋代聚焦于进士科的“独木桥”，名称的演变揭示了选拔标准从兼顾专才到侧重文学政才的转变。各级考试名称的固定，则标志着科举作为一个分层筛选、程序严密的体系已然成熟。这些名称被士人阶层、官方文书乃至民间社会广泛接受和使用，共同构建了一套关于社会阶层流动与精英选拔的权威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唐宋两代科举制度的名称，如同一部精心编纂的制度辞典，每一个术语都对应着特定的程序、资格或荣誉。它们不仅是行政操作的代码，更是时代精神与政治理念的结晶。深入剖析这些名称，能够让我们超越对科举制度的笼统认知，清晰触摸到其内部精密的齿轮是如何咬合运转的。
唐代科举名称的初创与多元格局 唐代科举名称体系带有鲜明的开创性与探索性特征。“贡举”作为顶层概念，强调了地方向中央“贡士”的责任关系，体现了中央集权下的人才吸纳模式。具体科目名称则以“明”字系列最为醒目。“明经科”考察对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的记诵与理解，是汉代察举制“经学”传统的考试化延续；“进士科”在唐初地位与明经相仿，主要考核时务策与诗赋，因其更能检验士人的文采与见识，中唐以后声誉日隆，逐渐成为翘楚。 此外，还有面向法律专才的“明法科”、考核文字学与书法的“明字科”、专为数学人才设置的“明算科”，这些专科名称显示了唐代政府对于各类实务人才的广泛需求。至于由皇帝临时下诏、为选拔“非常之才”而设的“制科”，其名称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往往直接宣示了本次选拔的目标，名称本身即是一道政治宣言。在考试层级上，“解试”指士人通过本贯州府的选拔，获得“解状”从而取得赴京资格；“省试”则由尚书省下属的吏部（后改为礼部）主持，是决定及第与否的关键一战。这些名称共同勾勒出一个多层次、多通道的选拔网络。 宋代科举名称的定型与“进士科”核心化 宋代科举名称在唐代基础上走向高度的标准化与集中化。“科举”作为总称的普及，标志着这一制度在社会认知中完全确立。最大的变革体现在考试层级名称的最终定型：地方的“发解试”、中央的“省试”和最高级的“殿试”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三级阶梯。尤其是“殿试”名称的制度化，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皇帝于宫殿之内亲自主持最终考试，并钦定名次，此举不仅杜绝了省试中的可能弊情，更将最终录用权收归皇帝，产生了“殿试及第”、“天子门生”等充满荣耀感的新称谓，极大强化了皇权与士大夫的直接联系。 在科目名称上，宋代出现了显著的“一元化”趋势。虽然初期仍设明经、诸科，但“进士科”逐渐一枝独秀，其考试内容也由唐代的偏重诗赋，转向更重经义与策论。至王安石变法后，罢诸科，独存进士一科，虽后略有反复，但进士科的核心地位再无动摇。因此，在宋代语境中，“科举”与“进士科”几乎成为同义词。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保障考试公正的技术性程序名称的涌现，如密封考生信息的“糊名”（又称“弥封”），以及为避免笔迹辨认而派专人抄录试卷的“誊录”。这些名称的诞生与流行，反映了宋代对科举程序公平性的极致追求。 名称流变中的社会文化意涵 科举名称的变迁，深刻映射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唐代多元的科目名称，体现了对“通才”与“专才”并重的理念，社会对精于律法、算术等专业人才仍有相当的认可。而宋代“进士科”的独尊，则标志着文学素养、经学阐释能力和政治见解（通过策论体现）成为衡量人才的几乎唯一标尺，士人文化彻底走向“文人化”与“官僚化”的高度统一。 名称也塑造了士人的身份认同与人生轨迹。一个读书人，先是成为“童生”、“生徒”或“乡贡”（取决于其就读于官学还是私学），通过“发解试”后成为“举人”（意为被荐举赴京之人），赴京参加“省试”，及第后称为“贡士”，再经“殿试”定等，分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若干等级。这一连串的名称，就是士人阶层实现阶层跃升的里程碑，每一个名称都伴随着社会地位、法律特权与经济待遇的具体变化。民间社会则围绕这些官方名称，衍生出“状元”、“榜眼”、“探花”等更具传奇色彩的俗称，进一步丰富了科举名称的文化层次。 作为历史镜像的名称体系 总而言之，唐宋科举名称绝非静止不变的文字符号。从唐代的百花齐放到宋代的归于一尊，从层级名称的模糊到三级体系的清晰，从注重分科到独重进士，这一整套术语体系的演变，活态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如何从探索走向成熟，如何从相对开放走向高度程式化。这些名称被记录在正史的《选举志》、文人笔记、地方志乃至小说戏曲之中，共同构建了我们今天理解帝制中国中后期社会结构、文化心态与政治运行的关键知识脉络。解读这些名称，便是在解读一部关于资格、竞争、荣耀与梦想的微观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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