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溯源与概念界定
文艺学这一中文称谓,其内涵在历史流变中不断丰富与精确。与之对应的国际学术用语“Literary Theory”,其确立与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对文学的思考古已有之,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贺拉斯的《诗艺》,都可视为早期理论探讨。然而,“Literary Theory”作为一个自觉、独立的学科范畴被明确提出并建制化,则更多地与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理论转向”浪潮紧密相连。这一名称明确将“理论”置于核心,标志着研究重心从对个别作品的鉴赏品评,转向了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普遍条件、法则与可能性的哲学化追问。 将文艺学理解为“Literary Theory”,意味着它主要是一种“元批评”或“第二序”的思考。它不直接回答“这部作品好在哪里”,而是追问“我们依据何种标准来判断作品的好坏”、“文学意义是如何被读者建构的”以及“文学与社会权力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等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它是一门关于文学自身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学问。 核心研究范畴的多维展开 文艺学的研究疆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个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子域交织而成。首先是对文学本体论的探究,即试图定义“文学是什么”。这一追问衍生出多种答案:文学是模仿、是表现、是陌生化的语言、是意识形态的症候,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建制。每一种定义都牵引出一套独特的理论视野与批评工具。 其次是对文学文本的结构与话语分析。这部分研究关注文本内部的组织规律和意义生产机制。例如,叙事学理论深入剖析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视角、时间安排等;修辞学与诗学则聚焦于隐喻、象征、反讽等修辞格以及韵律、节奏等形式要素如何参与意义的营造。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在此领域贡献卓著,它们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遵循内在规则的表意系统。 再次是对文学与外部世界关联的考察。这包括文学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探讨文学如何反映、介入或建构现实;文学与作者心理的关系,涉及创作动机、灵感与无意识;文学与读者接受的关系,关注阅读行为如何完成文本意义的最终实现,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正是此路径的代表;以及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如电影、绘画、音乐)的互文与跨媒介关系。 主要理论流派与思潮演进 文艺学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理论流派迭起、范式更替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几种主导性的理论范式深刻塑造了该领域的面貌。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语言结构,强调对文本内部“文学性”的精细剖析,推动了研究的科学化与系统化。精神分析批评则潜入文本的潜意识层面,挖掘作者欲望、人物心理与叙事象征之间的深层关联。 随后,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对结构的稳定性和意义的确定性提出挑战,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异质性与意义的延异。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始终关注文学与社会经济基础、阶级意识形态的复杂联系,揭示了文学文本中隐含的权力关系与历史内容。 二十世纪后期至今,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生态批评以及文化研究等思潮异军突起。这些理论不再将文学视为封闭的审美对象,而是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政治场域中,探讨其与身份认同、种族、性别、环境、大众文化、全球化等当代核心议题的纠葛,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边界与批判活力。 学科意义与当代发展动向 文艺学作为“Literary Theory”,其根本意义在于为理解和阐释文学提供不断自我更新的思想武器与对话平台。它通过持续的理论反思,挑战习以为常的阅读成见,激发对文学乃至文化现象的新的认知可能。它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引擎,其思想资源也广泛渗透到历史学、社会学、电影研究、媒介研究等相关人文社科领域。 在当代语境下,文艺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趋势。其一是跨学科与跨媒介的深度融合对伦理与政治维度的再度强化,理论探讨愈发关切文学在塑造公共话语、促进社会公正方面的责任与潜力。其三是全球化视野下的理论对话,非西方世界的文学思想与理论资源得到更多重视,推动了真正多元、平等的学术交流。这些动向表明,文艺学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场域,将继续在质疑、辩论与创新中保持其思想的锋芒与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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