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洛阳名称是什么

       探讨五代时期洛阳的名称，绝非查找一个静态标签那般简单。这实质上是在梳理一段政权频繁更迭、制度承前启后的复杂历史。其名称的每一次细微变动，都牵扯着王朝的正统性宣示、地缘政治的权衡以及行政体系的调整。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单一答案的思维，从多个层面来解析这座古都在此时期的称谓图谱。

       一、核心官方称谓：西京的确立与沿革

       “西京”是理解五代洛阳地位的关键。这一称号源于“多京制”的普遍实行。以后梁为例，开国君主朱温起家于汴州（开封），为巩固根据地，将其升为东都开封府；同时，为了安抚旧唐势力并控制中原腹地，又将唐朝的东都洛阳改称为西都。这“东都”与“西都”的对应，初步奠定了东西并立的都城格局。后唐以复兴唐祚自居，定都洛阳后，一度废弃“西京”之称，直呼国都为洛京或京师，以示正统。但到后唐明宗时期，可能出于对河北、河东局势的考虑，或是对开封重要性的重新评估，于长兴三年（932年）正式复设洛阳为西京。自此，“西京”成为定制，为后续的后晋、后汉、后周所沿袭。在官方文书、地理志书和史家笔下，“西京河南府”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指代这座陪都及其所属的行政区域。

       二、历史传统称谓：洛阳与河南府的延续

       尽管“西京”是当时的制度性称号，但“洛阳”作为这座城市的本名，其生命力从未中断。在文学创作、私人著述、日常交流乃至非正式的官方场合中，“洛阳”一词被广泛使用。诗人们依然吟咏“洛阳城阙”，史家叙述事件地点时也常直呼洛阳。这是因为“洛阳”早已超越行政名称，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地理符号。与此同时，其郡府级的行政名称“河南府”也一直在使用。自唐朝开元年间改洛州为河南府后，这一建制名称便延续下来。在五代，无论是称西京时还是短暂为国都时，其地方行政机构始终是“河南府”，长官称河南尹或知府事。因此，在讨论具体的地方政务、户籍赋税时，河南府才是更准确的指代。

       三、特定时期的别称：洛京与东京的短暂出现

       在五代初期，名称曾出现过有趣的波动。后梁在开平年间，曾因迁都之议，一度称洛阳为“东京”。这是因为当时以开封为“东都”，若皇帝西迁洛阳，则洛阳顺理成章成为新的“东京”。不过这一称谓使用时间极短，随着后梁统治重心稳定在开封而废止。更为重要的是后唐时期的“洛京”。后唐庄宗灭梁后，怀着“中兴唐室”的抱负，将都城定于李唐的东都洛阳，并正式称其为“洛京”，意为“洛阳之京”。在这段时间（923年至932年间），洛阳是唯一的、真正的国都，其地位至高无上，“西京”之称自然暂停。直到明宗改其为西京，才重新纳入陪都体系。这些别称的昙花一现，恰恰反映了五代初期都城选择上的犹豫与博弈。

       四、名称背后的政治地理变迁

       名称之争，实为地位之变。从“洛京”到“西京”的转变，是洛阳政治地位相对下降的明确信号。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与交通格局的演变。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汴河）成为连接江南财富之区与中原的命脉，位于汴河枢纽的开封，其漕运便利性远胜于需经黄河转运的洛阳。五代各朝多为军阀建国，军需供给至关重要，定都或倚重开封成为更务实的选择。然而，洛阳并未就此没落。作为“西京”，它仍是仅次于东京开封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控制关中西部、防御北方河东势力的前哨，也是举行重要祭祀、安置宗室勋贵的所在。后周世宗和宋太祖赵匡胤都曾常驻或巡幸西京，并对其进行修缮，可见其战略价值依旧重大。

       五、文化意义上的永恒标识

       无论官方名称如何更改，在文化的长河中，它始终是“洛阳”。五代时期的文人、僧侣、商贾，依然视其为中原的文化心脏。许多唐末避乱的士族大家聚居于此，保存了丰富的典籍礼乐。洛阳的园林（如白居易的履道坊旧园）、寺观（如白马寺、龙门石窟）继续吸引着各地的访客。当词人韦庄写下“洛阳城里春光好”时，他心中所指绝非一个冰冷的行政代码“西京河南府”，而是那个承载了无数历史记忆与诗赋风流的文化故都。这种文化认同的坚韧性，使得“洛阳”之名穿透了短暂的行政称谓，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五代时期洛阳的名称是一个多层叠加的体系。在官方行政层面，西京（西京河南府）是其最标准、最稳定的称谓；在历史与文化层面，洛阳是其永不褪色的本名；在特定历史瞬间，它也曾是洛京或东京。这些名称像一组棱镜，从不同侧面折射出这座古城在动荡年代里的复杂境遇：它既是过往辉煌的继承者，也是新时代政治格局中的参与者；既经历了从中心到陪衬的相对落差，也保持了其不可替代的区域核心地位。理解这些名称，便是理解五代历史变迁的一个独特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