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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定义与历史地位
咸阳，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秦朝的国都，其名号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然而，“咸阳”并非其最初的称谓。在秦国定都于此并赋予其“咸阳”之名以前，这片位于关中平原腹地、渭水之滨的区域，早已存在更早的聚落与名称。探寻咸阳的早期名称，实质上是追溯秦国在关中地区立足与发展初期的地理与行政沿革，是理解秦文化源流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线索。
早期名称的文献线索
根据《史记》等传世典籍的记载，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任用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并“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之前，今日咸阳核心区域所在的“渭北”地带，可能与一个名为“渭城”的古老聚落或地理概念相关联。此外，部分历史地理学者依据先秦文献片段及后世注释推断，在更早的西周乃至更久远的时期，该区域可能属于“毕”、“程”等古国或邑落的范围之内。这些名称反映了在秦国势力大规模经营之前，本地已有的文明积淀与人文活动。
名称演变的时空背景
“咸阳”之名的确立，与秦国的强国战略紧密相连。“咸”字有“全、皆”之意，“阳”指山之南、水之北，名“咸阳”可能寓意此地乃山水俱阳的吉地，亦暗含秦君囊括天下、尽享阳和的雄心。从“渭城”等旧称到“咸阳”新名的转变，绝非简单的地名更替，而是标志着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秦国政治中心从雍城（今陕西凤翔）东迁至更接近东方诸侯、更利于争霸的前沿位置，其国家形态也从偏安一隅的诸侯国向追求天下一统的帝国演进。因此，咸阳的早期名称史，是一部浓缩的秦国崛起前奏曲。
引言：地名层累中的历史密码
每一座伟大城市的名称，都像地质层一样，叠压着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陕西省咸阳市，在其成为“咸阳”之前，这片土地早已被先民的足迹踏过，并被赋予过不同的称谓。这些早期名称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碎片，拼凑起来便能勾勒出秦国定都咸阳前，关中核心区的人文地理初貌。对咸阳早期名称的探究，不仅关乎地名考据，更深层地关联着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政治格局的变迁、族群的活动范围以及秦国向东发展的战略轨迹。
一、文献钩沉：先秦典籍中的蛛丝马迹系统梳理传世文献，是探寻古地名的首要途径。关于咸阳前身，直接且明确的记载并不多见，但通过间接线索与后世注疏，仍可窥见一二。
其一，“渭城”之说。唐代诗人王维名句“渭城朝雨浥轻尘”中的渭城，常被后世指认为秦汉时期咸阳故址或其近邻。汉代确实在秦咸阳宫附近设有“渭城县”。追溯其源，有学者认为“渭城”之名可能承自先秦当地临近渭水的一个聚落旧称。在秦孝公筑咸阳城之前，渭河北岸的这一区域，或许就以“渭城”或类似的临河聚落名称存在，因其紧靠渭水这一重要交通与生存命脉而得名。
其二，“毕”、“程”古国遗影。西周初年，周王室曾分封诸侯。《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之子毕公高受封于毕。关于“毕”地的具体位置，历来有咸阳北原（即毕原）之说。此外，《孟子》等书中提及的“程”，据东汉赵岐等学者注解，可能位于咸阳东郊。这些“毕”、“程”等名号，代表的是西周时期存在于今日咸阳地区的封国或重要邑落。它们虽非后来秦都咸阳城的直接前身，但指明了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里，这片土地早已是周文明的重要分布区，有着悠久的开发史和行政建置雏形。
其三，秦国早期都城的铺垫。秦国在迁都咸阳前，其都城经历了多次迁徙，如西犬丘、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等。其中，雍城（今宝鸡凤翔）作为秦国都城长达二百余年。从雍城到咸阳的东迁，是战略性的跨越。在正式营建咸阳前，秦国可能已在渭河北岸进行了一些前期经营和据点建设，这些据点或许沿用了当地旧有的小地名，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都城规模的称谓。“咸阳”的出现，标志着这片土地被赋予了全新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意义。
二、地理辨析：山水形胜与名称由来“咸阳”之名的含义，历来有多种解释，最主流的说法是“山水俱阳”。具体而言，“咸”意为“皆、全”；“阳”指阳光照射之地，即山南水北。咸阳地处九嵕山之南、渭河之北，两者皆属“阳”位，故称“咸阳”。这一命名充满了地理堪舆的考量，择吉地而居，以应天命。
那么，其早期名称是否也蕴含地理特征呢？“渭城”显然直接源自渭水。“毕原”之“毕”，有说指地形如毕星（捕鸟网），或指该地平坦如席；“原”则指高而平的地貌，精准描述了咸阳北部的黄土台塬地理。这些名称朴素而直观，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环境最直接的观察与利用。从“渭城”、“毕原”这类描述性地名，到“咸阳”这种蕴含哲学与政治抱负的符号性地名，体现了土地功能从自然聚居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升华，以及命名思维从具体到抽象的演进。
三、考古印证：地下实物提供的旁证文献记载需要实物验证。现代考古学在咸阳及周边区域的发现，为理解其早期历史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咸阳原（毕原）及渭河沿岸，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乃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墓葬。这些遗存表明，早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这里已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虽然考古文化层无法直接对应“渭城”、“毕”等具体名称，但它们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该区域文明的连续性和深厚根基。秦国宫殿与城市遗址之下叠压的更早文化层，可视作那些失载或语焉不详的早期聚落名称的物质载体。
此外，在秦都咸阳宫遗址的考古中，也发现了早于秦孝公时期的零星遗迹，暗示在正式定都前，此地可能已有一定基础。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中关于秦国东进、逐步经营渭北的记载相互呼应，共同勾勒出从散落古聚落到宏伟帝都的渐进式发展图景。
四、历史意义：从旧名到新称的跨越咸阳早期名称的湮没与“咸阳”之名的崛起，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仅是两个词汇的替换，其背后是深刻的历史变局。
首先，这标志着秦国发展战略的根本转折。放弃旧都雍城，选择更靠东、更开阔的咸阳，意味着秦国彻底将战略重心转向东方，直面关东六国，展现了逐鹿中原、统一天下的明确意图。“咸阳”之名本身蕴含的“全面”、“阳和”之意，正是这种勃勃雄心的文字宣言。
其次，它代表了一次成功的政治与文化建构。秦孝公与商鞅通过“筑冀阙”、迁都城、行新法，在一张并非完全空白的“纸”上，绘制了全新的帝国蓝图。用“咸阳”这个新名覆盖旧称，是确立新秩序、新权威的重要仪式，旨在割裂与过去诸侯身份的某种联系，开启一个崭新的帝国时代。
最后，早期名称的线索让我们认识到，秦帝国的辉煌并非凭空而来。它建立在周文化的土壤之上，吸收了包括当地原有文明在内的多种养分。“咸阳”这座帝国大厦的地基深处，夯实着名为“渭城”、“毕”、“程”等古老的文化土层。了解这些早期名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立体地理解秦文化的源与流，认识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伟大特质。
层累的记忆与不朽的传奇综上所述，咸阳在成为那个终结战国、开创帝制的伟大都城之前，其土地可能先后与“渭城”、“毕”、“程”等古老名称相连。这些名称如同深埋的历史年轮，记录着先秦时期关中大地的人事代谢。秦孝公十二年，“咸阳”之名横空出世，如旭日东升，照亮了历史的新篇章，也使那些更早的称谓逐渐淡出主流记忆。然而，正是这种地名的层累与更迭，生动诠释了历史的前行轨迹：它总是在继承中创新，在积淀上飞跃。咸阳的早期名称，虽已隐入尘烟，但它们作为秦帝国崛起背景中不可或缺的底色，永远值得我们探寻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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