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英语课程标准2019

       计量单位的同义表述

       厘米与公分是长度计量体系中完全等同的单位名称，二者均表示国际单位制中米的百分之一。这种双重命名现象源于中国近代计量体系发展过程中对公制单位的不同译介方式，体现了计量术语本土化过程中的语言多样性。

       "公分"称谓形成于20世纪初度量衡改革时期，其中"公"字体现公制单位属性，"分"则延续中国传统计量体系中的十进制划分习惯。而"厘米"作为直译自法语"centimètre"的标准学名，"厘"对应词头centi-表示的百分之一含义，"米"作为基本单位名称，更符合国际单位制的命名规范。

       在当代语境中，"厘米"作为国家标准规定的正式名称，广泛应用于教育、科研、技术文档等正式场合。而"公分"更多保留在日常口语、传统行业及商业领域中使用，特别是在纺织品交易、家具制造等传统行业仍保持较高使用频率，体现出口头用语与书面用语的差异性。

       这种单位命名双重性实际反映了中国现代计量体系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特征。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明确将"厘米"作为法定名称，但考虑到语言使用习惯的延续性，"公分"作为同义表述仍在特定领域被认可使用，形成官方标准与民间习惯并存的特殊语言现象。

       命名渊源的历史脉络

       中国近代度量衡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厘米与公分的双重命名现象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清末民初时期，随着国际公制单位的引入，中国计量领域出现了传统市制与公制并存的过渡局面。当时学者在翻译法语"centimètre"时，既创造了音意结合的"厘米"译名，又根据公制单位特征结合传统计量习惯衍生出"公分"称谓。这种翻译差异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在吸收西方科技知识过程中的不同路径：前者更注重保持国际标准术语的准确性，后者则倾向于使新概念更符合本土语言认知习惯。

       从构词法角度分析，"厘米"属于偏正结构复合词，"厘"作为词头表示百分之一（源自拉丁文centi），"米"作为基本单位名称，整体构成十的负二次方米的规范表述。而"公分"的构词方式更具中国特色，"公"明确标识公制属性，与市制单位相区分，"分"则沿用了传统尺贯制中"尺-寸-分"的十进制划分体系，使新兴计量概念更容易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种构词差异实际上构成了科技术语本土化过程中的两种典型策略：直接移植与创造性转化。

       根据中国现行计量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明确规定国际单位制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国家标准GB3100-1993《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中明确采用"厘米"作为法定名称，其在正式文件、科技文献、教育教材等领域具有排他性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分"未被列入法定术语，但在国家标准GB/T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的附录中仍将其列为允许使用的俗称，这种官方认可体现了语言规范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具体使用场景中，工程设计图纸、科学实验数据等要求精度规范的场合必须使用"厘米"，而服装尺码、家具尺寸等日常生活领域则可兼容两种表述方式。

       通过对全国语言使用习惯的调查发现，厘米与公分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在东北、华北地区，"公分"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南方地区，这种现象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度量衡改革时的推广方式有关。长三角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因对外贸易需求，更早采用国际标准术语，"厘米"的使用比例相对较高。不同年龄层次的使用者也表现出明显差异：35岁以上群体受早期教育影响，更倾向于使用"公分"表述；而年轻一代因接受标准化教育，普遍采用"厘米"说法。这种代际差异生动反映了中国计量术语规范化进程的社会语言学轨迹。

       在各行业领域内，两种名称的使用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建筑行业虽官方规范要求使用"厘米"，但现场施工中仍广泛使用"公分"进行交流，因单音节词更符合口头指令的简洁需求。纺织行业长期保持"公分"传统，面料门幅、衣长尺寸等参数普遍采用公分为单位，甚至衍生出"公分的平方"这类特殊表述。相比之下，电子制造、精密机械等高科技领域则严格遵循国际标准，完全采用"厘米"及更小单位"毫米"进行计量。医疗器械领域呈现有趣的双轨制：设备规格标称使用"厘米"，而与患者沟通时则常使用"公分"以增强理解度。

       厘米与公分的并存现象超越单纯的语言学范畴，折射出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公分"称谓中保留的"分"字，与中国传统计量文化中的"分毫必较"等成语产生隐性关联，延续了人们对精密计量的文化想象。而"厘米"所代表的国际化特征，则体现了现代中国对接全球标准的开放态度。这种双重表述体系实际上构建了科技传播中的缓冲机制：既保持与国际规范的接轨，又尊重本土语言习惯的延续性，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独特窗口。

       新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对计量单位的教学规范历经多次调整。1950年代小学数学教材同时收录"厘米"与"公分"两种表述，1963年教学大纲开始强调"厘米"的标准地位，1986年义务教育大纲明确将"厘米"作为唯一规范术语。当前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在一年级下册引入长度单位时，专门设置"你知道吗"栏目说明"厘米又叫公分"的知识点，这种处理方式既坚持了标准术语的主导地位，又建立了与生活经验的联结，体现了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教学平衡原则。

       强制执行期限的概念

       强制执行期限，在法律语境中特指有权机关依据生效法律文书，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实现文书确定内容所必须遵守的法定期限。这一期限并非指单个具体执行行为的耗时，而是对执行程序整体运行时间的一种法律规制。其核心目的在于平衡债权实现与秩序稳定，既要确保权利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保障，也要防止执行权力无限期行使可能对义务人及相关方造成的不当侵扰。

       期限设定的法律逻辑

       法律设定强制执行期限，主要基于效率与安定的双重价值考量。从效率角度看，明确的期限能够督促执行机关积极履职，避免案件久拖不决，促使社会关系尽快恢复稳定状态。从安定性角度看，期限制度为执行程序设定了终点，防止因执行程序长期悬而未决而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既是对义务人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期限计算的关键要素

       强制执行期限的计算通常涉及起算点、时长和终点三个关键要素。起算点一般与申请执行的有效期间相关联，即权利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的法定期间届满后，执行程序正式启动之时。时长则根据不同法域的具体规定而有所差异，通常为固定的年限。终点则可能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发生中断或中止，例如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出现不可抗力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期限的正常计算。

       超越期限的法律后果

       若执行程序无正当理由超越了法定期限，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执行机关而言，可能面临内部绩效考核的负面评价或程序违法的指摘。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虽然其实体权利本身不会因执行超期而消灭，但可能因执行时机丧失（如被执行人财产转移、下落不明等）而导致债权事实上无法实现的风险显著增加。因此，权利人密切关注执行进程并在必要时依法推动程序进展显得尤为重要。

       强制执行期限的法理根基与价值取向

       强制执行期限作为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立深植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它并非单纯的技术性时间规定，而是承载着程序正义、效率优先、权利平衡等多重法律价值的制度设计。从程序正义视角审视，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应有边界，执行权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其运行必须受到时间上的约束，以防止权力滥用和程序拖延，保障当事人获得及时裁判和执行的权利得以实现。从效率价值出发，市场经济要求资源配置高效，纠纷解决亦不例外。明确的执行期限能够有效督促执行机构迅速行动，降低债权实现的制度成本和时间成本，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信心。在权利平衡方面，期限制度既要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国家强制力得以实现，也需兼顾债务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无期限的追索侵扰，避免因执行程序的无休止进行而使其陷入绝境，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和社会稳定的考量。

       申请执行期限的精细解析

       申请执行期限，即法律赋予权利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届满后，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的法定期限。此期限属于除斥期间，其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变性，一般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一旦届满，权利人将丧失请求国家强制力保护其该项债权的程序性权利。关于该期限的时长，不同法律文书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大多数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以及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书，该期限通常设定为两年。这两年的计算起点至关重要，它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开始计算；如果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则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倘若法律文书未明确指定履行期限，则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即开始计算申请执行期限。权利人必须在此期限内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否则将承担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不利后果。值得注意的是，申请执行期限仅约束申请行为本身，与执行机构立案后实际采取执行措施所需的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执行案件办理期限的体系化认知

       执行案件办理期限，是指法院自执行立案之日起，到依法完成执行措施（如执行完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执行等）所应遵守的内部时限要求。这一期限旨在提升执行效率，规范执行行为。其计算相对复杂，通常分为几个关键阶段。首先是执行准备与启动阶段，立案后执行法官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文书送达、财产调查令的发出等准备工作。核心是财产查控阶段，法院通过“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等措施查询被执行人财产，此过程有明确的时限要求。若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则进入财产处置阶段，包括评估、拍卖、变卖等，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法定期限，尤其是拍卖公告期等受到严格规定。整个执行程序的期限并非绝对刚性，存在法定的中止、中断情形。例如，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正在履行期间，执行程序往往中止，期限暂停计算；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审查异议期间通常不计入执行期限；委托执行、公告送达法律文书等期间也依法予以扣除。这些规定确保了期限制度的灵活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执行实践。

       特殊情形下期限规则的变通适用

       法律实践千变万化，强制执行期限的适用也需考虑多种特殊情形。对于执行依据为公证债权文书的情况，申请执行期限同样适用两年的规定。当发生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时，期限的计算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对于期间计算中涉及的自然日与工作日的区别，也需要根据具体规定准确把握。尤为重要的是申请执行期限的救济问题，如果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未能在该期限内提出申请，法律提供了补救途径，即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或寻求其他司法救济，但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延误并非因其自身过错导致。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审查是否准许，这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期限制度对各方主体的实践指引

       强制执行期限制度对执行程序的各方参与者都具有重要的行为指引作用。对于申请执行人（债权人）而言，首要义务是密切关注法律文书生效时间及履行情况，一旦对方未按期履行，应在法定的两年申请执行期内及时向法院递交申请，避免“躺在权利上睡觉”导致失权。同时，在执行程序启动后，也应积极配合法院提供财产线索，推动执行进程。对于被执行人（债务人）而言，了解执行期限有助于其预判法律风险，若认为执行行为超期或违法，可依法提出异议或申诉。对于执行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执行案件办理期限是法定职责，是衡量执行工作质效的关键指标，关系到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因此，整个执行期限体系构成了一个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规范公权力运行、稳定社会预期的重要法律机制。

       期限的价值超越时间本身

       综上所述，强制执行期限远非一个简单的时间数字，它是镶嵌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关键齿轮，驱动着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它既为债权实现设置了时间跑道，也为权力行使划定了时空边界。深入理解并妥善运用期限规则，对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升司法执行效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执行期限制度也将继续完善，更好地服务于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概念定义

       离婚抚养权，是当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时，由父母双方或人民法院依法确定的，关于未成年子女由何方直接携带、抚育并承担主要日常生活照管责任的一项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它并非单一指向对子女的控制权，而是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明确子女在父母离婚后的主要生活归属方。

       该权利具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其权利主体是父母，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其次，抚养权的核心内容是直接的生活照料、教育引导和人格培养，这与支付抚养费的经济责任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再次，抚养权的确定并非一成不变，若出现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情形，相关方可以请求变更。

       在判定抚养权归属时，法律体系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最核心的是“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一切判断均以何种安排最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教育发展为最高准则。在此基础上，会综合考虑父母的抚养能力、经济条件、生活环境、道德品行以及对子女的情感投入等因素。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尤其是两周岁以下的，通常以随母亲生活为一般原则，但若有特殊情形亦可随父。对于年满八周岁的子女，法院在裁决时会充分尊重并听取其本人愿意随哪一方生活的真实意愿。

       抚养权的行使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确定。一是父母双方在离婚时通过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明确子女随何方生活，此协议经审查合法后记载于离婚协议或调解书中。二是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时，则由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则进行判决。无论何种方式，未获得直接抚养权的一方仍需承担相应的抚养费，并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以确保亲子关系的延续。

       妥善解决离婚抚养权问题，不仅关乎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也关系到家庭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它旨在最大程度地降低父母离异对子女造成的负面冲击，保障其在单亲或轮流抚养的环境下仍能获得相对完整的关爱与教育，为其健康成长奠定坚实基础。这体现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护精神。

       法律内涵与权利属性辨析

       离婚抚养权，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其内涵远不止于字面上的“抚养”二字。它实质上是亲权在父母婚姻关系解除后的特定表现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利属性上看，它兼具身份权和职责权的双重色彩。一方面，它源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天然血缘关系或拟制血亲关系，是一种基于特定身份而产生的权利；另一方面，它更强调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即直接抚养方必须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教育环境和情感关怀，其行使必须符合子女的利益，不能任意放弃或滥用。与单纯的“监护权”相比，抚养权更侧重于日常生活的共同居住和直接照管，而监护权的外延更广，包括对子女人身、财产权益的全面保护和管理。同时，拥有抚养权并不免除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也不剥夺其探望权、教育参与权等基于亲子关系衍生的其他权利。

       法院或父母在协商确定抚养权归属时，会构建一个多维度、层次分明的考量因素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基石始终是“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一切具体因素都围绕这一原则展开评估。

       在实践中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特别对待。对于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并不必然判决所有子女均由一方抚养。法院可能会根据子女的性别、年龄差、兄弟姐妹间的情感依赖程度以及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判决子女分别随父母生活，但会尽量避免强行拆散感情深厚的兄弟姐妹。

       抚养权判决或协议生效后，并非绝对不可改变。若直接抚养方出现严重疾病、伤残、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虐待遗弃子女、或因犯罪被判刑等情形，导致继续随其生活将对子女明显不利；或者未直接抚养方的情况发生了显著改善，且有能力并提供更优越的成长环境；又或者年满八周岁的子女自愿变更且变更对其有利，相关方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权之诉。法院将再次基于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审查判决。

       解决抚养权纠纷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协商解决，这是最理想的方式，由父母双方本着对子女负责的态度，达成协议并载入离婚文件；二是调解解决，在法院或基层调解组织的主持下，促成双方达成一致；三是诉讼解决，当协商调解无效时，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判决。

       总之，离婚抚养权制度的设计与适用，深刻体现了法律在调整家庭关系时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倾斜保护。它不仅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更蕴含着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热切关怀。在处理抚养权问题时，父母双方应超越个人恩怨，将子女的幸福置于首位，通过理性沟通或合法途径作出最有利于孩子的安排。社会各方面，包括社区、学校及相关机构，也应给予离异家庭子女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共同为他们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

       核心概念解析

       当苹果手机用户主动关闭定位服务后，设备是否会继续被追踪这一问题涉及多重技术层面的交互。从表面操作来看，在系统设置中停用定位功能确实会终止大部分应用程序对地理位置数据的直接获取。然而，现代智能手机的定位追踪机制存在显性与隐性双重路径，单纯通过界面开关并不能完全隔绝所有潜在的追踪可能性。

       设备追踪本质上是通过信号特征识别与数据关联分析实现的复杂过程。即使关闭官方定位服务，设备仍会持续发射用于通信的基站信号、Wi-Fi探针帧、蓝牙广播包等电子指纹。这些信号虽不直接包含经纬度坐标，但通过多基站信号强度三角测量、无线网络MAC地址历史轨迹匹配、蓝牙信标位置数据库比对等技术手段，仍可构建出设备移动路径的概率模型。苹果设备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深度整合的生态系统，即便关闭定位服务，通过关联的苹果账户登录记录、iCloud同步时间戳等元数据，仍可间接推算出设备的大致活动范围。

       苹果系统架构中存在若干不受普通定位开关控制的底层功能模块。例如查找网络功能利用加密匿名中继技术，通过附近苹果设备群组被动传递设备位置信息，该机制在设备关机状态下仍可维持72小时活跃。此外系统服务如重要位置记录、系统自定义服务等会在本地保留加密位置历史，这些数据可能通过系统备份或特定权限应用被提取还原。值得注意的是，紧急呼叫功能始终保留独立定位通道，在触发紧急呼叫时会自动激活精确定位。

       在常规使用场景下，普通用户关闭定位后能有效防止商业应用持续获取精确位置。但面对专业级追踪场景，如执法机构通过基站信令数据调取、设备指纹识别技术等手段，仍存在被追踪的可能性。设备物理层面的改装风险也不容忽视，某些特定型号可能被植入硬件级追踪模块。从隐私保护实效来看，关闭定位服务结合关闭无线网络、移除SIM卡、启用飞行模式等多重措施协同，才能最大程度降低被追踪概率。

       建议用户采取分层防护策略：日常使用时可关闭非必要应用的定位权限，定期清理位置历史记录；高敏感场景下需同时禁用无线网络与蓝牙功能，并配合法拉第袋物理隔绝信号；对于极端隐私需求，应考虑移除SIM卡并重置设备标识符。值得注意的是，苹果系统提供的抹除所有内容和设置功能能有效清除大部分追踪残留数据，但无法完全消除基站层面记录的设备漫游信息。

       定位技术体系的多维透视

       苹果设备的定位追踪体系构建在多层技术栈之上，其运作逻辑远非简单的开关控制所能概括。从硬件层看，设备内置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器、惯性测量单元、气压计等传感器共同构成基础定位矩阵。当用户在设置界面关闭定位服务时，系统实际上只是切断了应用层访问定位数据的常规通道，而底层传感器仍可能持续收集环境数据。例如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记录的设备移动轨迹，可通过航位推算法还原出相对运动路径；气压计数据结合公开的海拔数据库，可反推设备所处的垂直高度区间。这些看似无关的环境参数，经过机器学习模型的分析处理，往往能构建出令人惊讶的位置画像。

       现代智能设备存在大量不依赖传统定位服务的隐式追踪通道。苹果设备特有的超宽频芯片在空间感知场景中会持续扫描周边环境，这些射频信号虽未直接传输位置坐标，但通过分析信号多径效应和到达时间差，可精确计算设备与周边锚点设备的相对距离。更隐蔽的是设备与基站的周期性握手通信：即使用户未进行通话上网，设备仍会每几分钟与基站交换注册信息，这些信令数据包含基站编号和信号强度，通过多基站定位算法可实现百米级精度的三角定位。公共无线网络探针则是另一条常见追踪路径，设备在搜索可用网络时广播的MAC地址会被商业Wi-Fi探针系统捕获，结合部署在各商圈的传感器网络，可绘制出完整的消费者动线图。

       苹果生态系统的紧密整合创造了独特的协同定位能力。当单设备定位服务关闭时，系统可能通过关联的苹果手表、平板电脑等协同设备间接获取位置参考。查找网络功能更是将这种协同发挥到极致：任何接入互联网的苹果设备都会成为匿名中继节点，当目标设备进入其他苹果设备蓝牙信号范围时，位置信息会通过加密通道上传至iCloud服务器。这种分布式定位网络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需要目标设备保持联网状态，仅靠蓝牙近距离通信即可完成位置接力。服务器端还会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根据设备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和时间，结合常见移动速度模型，预测设备可能的活动区域。

       设备本地存储的系统日志和缓存文件可能保留关键位置线索。苹果系统的照片应用会自动记录拍摄时的地理坐标，这些元数据即使用户后期关闭定位服务仍可能被提取分析。云端同步机制也存在数据回溯风险：当用户重新开启定位服务时，系统可能将关闭期间传感器收集的移动轨迹与云端历史位置数据进行关联补全。更值得关注的是行为模式分析带来的间接定位，通过分析设备连接无线网络的时间规律、应用使用习惯等数字足迹，可建立用户常驻地点画像。例如设备在工作日特定时段频繁连接公司网络，周末连接家庭网络，这种规律性模式本身就能暴露大致的活动范围。

       某些特殊场景会触发系统级的位置服务强制激活。当用户拨打紧急求助电话时，设备会自动启用最高精度定位并将位置信息发送至救援中心。部分地区的法律要求设备具备始终在线的应急定位功能，这类监管要求通常优先于用户设置。企业管理的设备可能安装移动设备管理配置文件，这些配置可绕过用户设置启用后台定位。在设备维修过程中，维修诊断工具可能访问底层定位日志，这些日志通常包含更长时间的位置历史记录。执法机构通过合法程序调取运营商基站数据时，可获得设备与基站交互的完整信令记录，这种追踪方式完全独立于设备自身的定位设置。

       要实现真正有效的防追踪，需要采取系统化的深度防护措施。物理层面可使用信号屏蔽袋彻底阻断所有无线通信，这种方法能确保设备不发射任何可被探测的射频信号。系统设置层面需同步关闭无线网络、蓝牙、近场通信等所有无线功能，并进入隐私设置逐一关闭系统服务中的位置相关选项，包括基于位置的苹果广告、基于位置的建议等隐藏设置。对于高端隐私需求，建议在信号屏蔽环境下进行设备重置，重置前需先退出苹果账户并清除所有内容和设置。极端情况下可考虑移除设备内置的无线通信模块，但这种操作会使设备失去正常通信能力。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任何软件层面的防护措施都无法完全消除基站侧的信令记录，这是移动通信架构固有的特性。

       随着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和物联网设备的普及，环境感知定位技术正朝着更隐蔽的方向发展。未来设备可能通过识别周围智能设备的电磁特征来实现无感定位，这种技术不需要设备主动发射定位信号。苹果公司在隐私保护技术方面持续投入，如近期推出的隐私位置报告功能允许设备添加随机位置偏移，但这类技术往往需要在实用性和隐私性之间取得平衡。从长远看，用户需要建立动态的隐私管理意识，定期审查设备权限设置，了解最新追踪技术原理，才能在与时俱进的技术环境中有效保护自己的位置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