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界定
西宁作为青海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民族舞蹈并非特指某一种固定命名的单一舞种,而是指在西宁地区流传、展演并承载着当地多民族文化记忆的舞蹈艺术集合体。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融合性特征。从地理范畴看,它主要指在西宁市行政区域内,由各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承并在节庆、仪式等场合表演的舞蹈形式。从文化内涵分析,它深深植根于河湟谷地的历史土壤,是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多个世居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借鉴与共生的艺术结晶。因此,探讨“西宁民族舞的名称”,实质是梳理一个以地域为纽带、以多元文化为内核的舞蹈群落。
主要构成类别西宁的民族舞蹈可根据其文化渊源与艺术特征,大致划分为几个主要类别。首先是藏族舞蹈体系,这在西宁的舞蹈生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又以“卓”(锅庄)和“依”(弦子)最为常见。“卓”舞节奏鲜明、步伐稳重,常在圆圈队形中展现集体的豪迈;“依”舞则旋律优美、舞姿舒展,长袖挥舞间充满抒情意味。其次是土族舞蹈,以“安昭”舞为代表。“安昭”是一种边歌边舞的圆圈舞,蕴含着祈福纳吉的深厚寓意,是土族传统节日“纳顿节”等场合的核心表演内容。再者是回族宴席曲舞蹈,这类舞蹈通常与民歌演唱相结合,动作含蓄细腻,常在婚礼、庆典等宴饮场合助兴,体现了回族文化的独特风情。此外,还有撒拉族、蒙古族等民族的特色舞蹈,以及在各民族长期共处中衍生出的、带有融合色彩的民间社火舞蹈,它们共同构成了西宁民族舞蹈丰富多彩的面貌。
社会功能与当代呈现这些舞蹈远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它们承载着多重社会文化功能。在传统层面,它们是祭祀祈福、庆祝丰收、婚嫁礼仪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维系社区情感、传承民族历史的重要媒介。舞蹈中的动作、服饰、音乐乃至队形,往往都编码着特定的文化信息与族群记忆。进入当代,西宁的民族舞蹈在保留核心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其呈现形式与舞台更为多样。它们不仅是民间节庆的活力源泉,也通过专业艺术团体的提炼与创作,登上剧院舞台,成为《彩虹儿女》等大型歌舞剧目中的华彩篇章。同时,在校园教育、旅游展示和群众文化活动中,西宁的民族舞蹈也扮演着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认同、繁荣地方文化的关键角色,持续散发着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引言:地域文化交汇处的舞蹈之花
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河湟谷地,西宁自古便是多民族迁徙往来与文化交融的走廊。这片土地上的舞蹈艺术,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诸多草原游牧文化碰撞、互渗后产生的独特光谱。因此,所谓“西宁民族舞”,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复合性的文化概念,它指向的是在这片特定地理与文化空间内生生不息、不断流变的一系列舞蹈实践。理解其名称与内涵,需从历史纵深、族群构成与艺术形态等多维度进行剖析。
历史源流与多元文化根基西宁民族舞蹈的多元性,深植于其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自汉代以来,这里便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连接吐蕃的要冲,羌、氐、鲜卑、吐谷浑等古代民族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唐宋时期,吐蕃与中原文化交流频繁,藏舞元素开始深度融入。元明以后,随着回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定居,以及蒙古族、土族等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舞蹈艺术的生态愈发丰富。清代至近代,河湟地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基本定型,各民族的舞蹈在相对稳定的社区环境中得以传承、固化,并在相互观摩、节庆共襄中潜移默化地彼此影响。例如,社火活动中的某些舞步可能吸收了少数民族舞蹈的韵律,而少数民族舞蹈在保持本色的同时,其表演场合与服饰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地域主流文化的影响。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持续的互动,为西宁民族舞蹈贴上了无法复制的“河湟文化融合”标签。
核心舞种分述与文化阐释藏族舞蹈的磅礴与优美:在西宁及周边藏族聚居区,“卓”舞和“依”舞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类型。“卓”,俗称锅庄,其名称源于舞蹈围绕中心锅台或篝火进行的形态。西宁地区的“卓”舞,动作刚健有力,步伐扎实顿挫,强调胯部的摆动与双脚的踩踏,男性舞姿尤显雄浑。舞蹈队形多为圆圈或半圆,象征着团结与和谐。歌词内容常涉及自然赞美、历史讲述与道德训诫。“依”舞,即弦子舞,因其伴奏乐器“毕旺”(牛角胡)而得名。舞姿以优雅、流畅、舒展见长,上肢动作特别是长袖的抛、甩、绕、撩极具表现力,宛如高原上的云卷云舒。它更多抒发个人的情感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种舞蹈,一刚一柔,共同构成了藏族人民精神世界的舞蹈化表达。
土族舞蹈“安昭”的祈福意蕴:“安昭”是土族独有的古老歌舞形式。“安昭”一词本身即含有“圆圈”、“旋转”之意。舞蹈时,男女老少身着鲜艳民族服饰,围成圆圈,由一位“杜日金”(领唱者)起头,众人相和,边唱边舞。其舞步特点为先向左转,再向右转,周而复始,动作以摆臂、蹲步、旋转为主,庄重而热烈。歌词多为三节一段的“花儿”体,内容以颂赞天地、祈求吉祥、庆祝丰收为主。每逢纳顿节、婚礼、迎宾等重大场合,“安昭”舞都是核心仪式,它不仅是娱乐,更是土族人民与天地祖先沟通、强化族群凝聚力的神圣纽带。 回族宴席曲舞蹈的生活情趣:回族舞蹈在西宁的呈现,与伊斯兰文化审美密切相关,整体风格偏重含蓄、端庄。宴席曲舞蹈是其中典型。它主要在婚礼、生辰、乔迁等喜庆宴席上表演,舞者通常即为歌者,或由专人在旁演唱“宴席曲”。舞蹈动作幅度不大,注重手势、眼神与身段的配合,步伐轻巧灵活,常伴有“凤凰点头”、“雁落平沙”等模拟性动作,充满生活气息与诙谐趣味。男性舞蹈可能加入一些技巧性动作,女性舞蹈则更显柔美。这种舞蹈紧密依附于民俗生活场景,是回族文化中人情往来与欢乐庆典的生动体现。 其他民族舞蹈的点缀与融合性舞蹈的生成:撒拉族的“骆驼舞”以模仿骆驼形态叙述民族迁徙历史,别具一格。蒙古族舞蹈虽在西宁不及其在牧区普遍,但其豪放的肩部动作与矫健步伐也为本地舞蹈增添了色彩。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共处中,产生了一些难以严格归入某一特定民族的“融合性”民间舞蹈,尤其在春节社火、元宵灯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中。这些舞蹈往往博采众长,动作和音乐元素来源多元,服务于普天同庆的节日主题,成为西宁地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 艺术特征、传承现状与当代发展西宁民族舞蹈在艺术上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一是强烈的节奏感,多依赖于鼓、锣、钹等打击乐或特定民歌节奏;二是显著的模拟性,许多动作源于对自然万物、生产生活(如骑马、播种、挤奶)的模仿与提炼;三是突出的参与性,多以集体舞、圆圈舞形式出现,强调社区参与和情感共鸣;四是服饰道具的象征性,如藏族的彩色袖筒、土族的花袖衫、舞蹈中使用的哈达、酒盅、筷子等,都富含文化寓意。
其传承方式历来以家族、村落社区的口传身授为主。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传承场域受到冲击,但同时也激发了新的传承路径。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诸多舞种列入保护名录,建立了传承人体系。专业院校和艺术团体开始系统整理、研究并创作基于传统元素的舞台作品,提升了其艺术表现力与影响力。在旅游文化产业的推动下,民族舞蹈成为展示西宁形象的重要名片,在景区、文化村进行常态化演出。此外,广场舞蹈的兴起也让简化的民族舞蹈动作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活态传承。 总而言之,西宁民族舞蹈的名称并非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一幅由多个具体舞种名称共同绘就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它是在河湟谷地独特历史地理条件下,由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多民族共同培育的艺术花园。每一种舞蹈都是一个活态的文化文本,讲述着特定族群的历史、信仰与情感。今天,这些舞蹈正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在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继续舞动着西宁这座高原古城生生不息的文化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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