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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政权的正式名称，在历史长河中并非单一固定，而是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有所变化。这一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核心统治区域大致位于今天的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以及青海的部分地区，历时近两个世纪，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至关重要的边疆政权。
政权自称的演变 在其立国之初，奠基者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定为“大夏”。此“夏”字，意在追溯上古夏王朝的正统，彰显其政权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在其官方文书、铸造的钱币以及部分碑刻中，多见“白高大夏国”或“大白高国”的自称。“白高”一词，可能与党项族起源传说中的神山或其所崇敬的白色有关，蕴含着深厚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中原王朝的视角称谓 与此同时，与其并立的北宋、辽以及后来的金、南宋等中原政权，则多因其地理位置处于中原之西，而习惯性地称之为“西夏”。这一称谓并非其自我标榜，而是带有地理方位指示色彩的他称。在《宋史》、《辽史》等官方正史中，均专门设有《夏国传》或《西夏传》，使得“西夏”这一名称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变得极为普遍和权威。 其他历史文献中的指代 此外，在一些非汉文的史料，如藏文典籍中，有时会依据其统治民族，称其为“弭药”或“木雅”。蒙古在崛起并最终灭亡该政权后，在其编修的历史记录中，则常称其为“唐古特”，此名后来经由西方旅行者与学者的传播，在更广的范围内为人所知。因此，当我们谈及“西夏政权的名称”时，实质上是在探讨一个由自我命名、他者称呼以及后世史家定名共同构成的名称体系，其中“大夏”是其法理上的国号，而“西夏”则是历史学中最常用、最具标识性的指称。探究西夏政权的名称，绝非一个简单的名词解答，它如同一把钥匙，能够开启理解这个政权政治诉求、民族心理以及其与周边文明复杂互动关系的大门。名称的背后，交织着自立为尊的雄心、地缘政治的博弈与后世史笔的定格。
自立正统：国号“大夏”的政治与文化深意 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筑坛受册，即皇帝位，并向宋朝呈递表章，宣告建立“大夏”国。选择“夏”作为国号，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宣言。首先，它直接承袭了李元昊先祖在唐朝时期被赐予的“李”姓，以及更早时被册封的“夏国公”爵位，试图在历史谱系上建立连续性。更深层的意图在于，将自己置于中华正统王朝的序列之中。“夏”是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象征着文明的开端与正统的源头。元昊以“大夏”自居，旨在表明自己并非边陲藩属，而是足以与宋、辽鼎足而立的、拥有独立天命的正统帝国。这彻底否定了中原王朝视其为地方节度使或藩王的旧有定位。 在“大夏”之前，常冠以“白高大”或“大白高”等前缀。学者们对此有多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白高”指代党项族发源地“白河上游”，具有祖源记忆的色彩。另一种观点则联系到党项人对白色的崇拜，白色在其文化中象征高贵、纯洁与神圣。因此，“白高大夏国”这一自称，巧妙地将民族身份认同（白高）与政治正统诉求（大夏）融为一体，构建了一套对内凝聚民心、对外宣示主权的话语体系。在其铸造的“天授礼法延祚”等钱币、著名的“西夏碑”以及出土的众多佛经发愿文中，都能见到这一完整国号的踪影。 他者视角：中原史籍中的“西夏”定位 尽管西夏统治者自视甚高，但其东方和南方的强大邻居——宋、辽、金——却始终难以完全认同其皇帝地位。在这些中原王朝的官方视野和文献记录里，一个基于地理方位的他称逐渐固化：“西夏”。这个名称简洁明了地指出了该政权相对于中原核心区（通常以汴梁或洛阳为中心）的方位。它不承认其“夏”的正统性，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特定的、位于西边的政治实体“夏”，从而在称谓上就将其“地方化”和“边缘化”了。 这种称谓差异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秩序观。宋朝在无力武力征服西夏的现实下，有时在私下文书或实际交往中不得不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公开的史书编纂和天下秩序论述中，始终坚持将西夏列入“外国传”或“藩国传”，使用“西夏”或“夏国”之称。元朝脱脱主持编修《宋史》、《辽史》、《金史》时，为处理这个曾与三者并立的政权，统一设立了《夏国传》，正式将“西夏”这一他称纳入正统史书体系，极大地强化了其历史命名效力，使之成为后世最主流的称呼。 多元记载：其他文明对政权的不同指称 跳出汉文史料的范围，从更广阔的欧亚内陆视角观察，西夏政权还有着其他名称。在藏文史料中，常以“弭药”称呼党项及其所建之国。这一名称历史久远，可能源于古代对党项部落的泛称。在青藏高原东北缘，至今留有被称为“木雅”的地区和文化遗存，学者认为这与“弭药”一脉相承，是西夏灭亡后其遗民南迁并与藏族融合的历史印记。 蒙古人称西夏为“唐古特”。这个名称随着蒙古帝国的西征，被传播至中亚、波斯乃至欧洲。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就使用了“Tangut”来指代原西夏所在的地区。俄国和后来的西方汉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沿用“唐古特”或“唐古特王国”来称呼西夏。这一名称流布之广，使得西夏在东西方交流史上拥有了一个独特的国际标签。 名称的层累与历史的回响 综上所述，西夏政权名称的多元性，正是其历史处境的真实写照。“大夏”是它的法律衣冠与帝国梦想，体现了党项精英阶层吸收中原文化、构建自身正统性的努力。“西夏”是中原王朝给予它的地理标签与政治定位，反映了东亚传统天下秩序观下的认知框架。“弭药”与“唐古特”则展现了其在藏传佛教文化圈和内陆欧亚世界中的身份联结与历史存在。这些名称如同多层滤镜，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同一个政权的复杂面貌。 时至今日，“西夏”已成为历史学和公众认知中最通行的称谓。它简洁、明确，且承载了丰富的学术积淀。当我们使用“西夏”一词时，我们指的不仅仅是那个自称“白高大夏国”的政权，更是指代了那段融合了党项、汉、藏、回鹘等多民族文化，在丝绸之路上曾经璀璨夺目的独特文明篇章。其名称的变迁史，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政权兴衰与文明互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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