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澄清与核心要义
首先需要明确指出,“西域是哪个国家的语言”这一提问本身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偏差。西域并非指代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一个历史地理范畴的名称。它主要用来指称中国古代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的总称,其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盈缩,但核心区域大致涵盖今天的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因此,讨论西域“是哪个国家的语言”,就如同在问“江南是哪个省的方言”一样,问题的前提并不成立。正确的理解应是探寻历史上西域这片土地上曾通行过哪些语言和文字。 历史语境下的语言生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大舞台。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西域极其复杂和多元的语言生态。它从未单一地归属于某一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体系,而是多个古代民族、部落、城邦国家和帝国势力在此交融、更迭的见证。从早期的塞人、月氏、乌孙,到后来的匈奴、汉人、吐蕃、回鹘,以及粟特、波斯等民族,都曾在此留下自己的语言印记。这些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印欧等不同语系,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语言谱系。 主要语言的归属与流变 历史上在西域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语言文字为数不少。例如,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于阗塞语、粟特语,曾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和丝绸之路贸易中广泛使用;属于突厥语族的古突厥文(如鄂尔浑碑铭所使用文字)和后来的回鹘文,则对中亚乃至更广区域的语言文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汉语文籍和行政文书的大量出土,则证明了中原王朝对西域进行有效管辖时,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重要地位。此外,如佉卢文、婆罗米文等书写系统也曾用于记录当地语言。这些语言的兴衰更替,清晰地勾勒出西域历史文化的变迁轨迹。 现代视角下的遗产与归属 从现代主权国家的视角来看,古代西域的核心区域位于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因此,历史上在西域使用过的诸多语言,其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研究,是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西域地理范围的历史延展性,部分与西域相关的古代语言文化遗产也分布在今日的中亚诸国,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成为跨国界的历史文化资源。理解西域的语言,实质上是理解一段跨越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史,而非简单地为其贴上某一个现代国家的标签。释题与范畴界定
面对“西域是哪个国家的语言”这一问题,首要任务是进行精准的概念辨析。西域,作为一个源自中国历史典籍的地理与文化概念,其内涵随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后,该词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区域;广义上则可通过丝绸之路南、中、北道延伸至中亚、西亚乃至南亚次大陆北部。因此,将西域等同于某一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体系,是一种时空错置的理解。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历史上在“西域”这一地理历史单元内存在、流行并对区域文明产生过显著影响的主要语言,揭示其多元共存、交融演变的宏大图景。 上古至汉晋时期的语言格局 早在汉代以前,西域已非语言荒漠。据文献与考古资料推测,活动于此的塞种人、月氏人、乌孙人等古代游牧部族 likely 使用着属于印欧语系或其它未知系属的语言。随着丝绸之路的初步开辟,西域绿洲城邦国家逐渐兴起,如楼兰、于阗、疏勒、龟兹等。这些城邦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多属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族东支,例如在于阗地区流行的于阗塞语,并有使用佉卢文字和婆罗米文字书写的文献存世。佉卢文源自西亚,曾作为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在尼雅等遗址出土的木质简牍上留下了大量行政、法律和经济文书,为了解公元前后几个世纪西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材料。与此同时,伴随着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与管辖,汉语汉字作为官方语言文字开始进入西域,用于颁布诏令、屯戍管理以及与中原的通信往来。尼雅、楼兰遗址出土的汉简便是明证。这一时期,西域呈现出以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各语言为主,汉语官方文书为辅的早期语言格局。 南北朝至隋唐的语言交融与变迁 此阶段是西域语言生态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一方面,发源于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势力开始西进并深刻影响西域。首先是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其使用的古突厥文(又称鲁尼文)碑铭在漠北和西域均有发现。随后,回鹘汗国取代突厥,其使用的回鹘文(源自粟特文)在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随着回鹘部众的西迁,在天山南北广泛传播开来,并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书面交际工具。另一方面,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将其母语粟特语(亦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及文字带入西域,在贸易、外交和宗教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佛教的兴盛则推动了梵语、犍陀罗语等宗教语言经西域向中原的传播,大量佛经被译为当地语言或汉语。唐代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又一个高峰,汉语文的官方地位再度强化,与突厥语、回鹘语、粟特语等并存,形成了多语并用、彼此借鉴的繁荣局面。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多语种文献(包括汉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这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宋元以后的主导语言演变 公元9世纪后半叶以后,随着回鹘西迁并在天山南北建立政权,回鹘语(及其后来的发展形态)在西域许多地区的地位日益提升,逐渐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和东缘许多绿洲居民的通用语言。伊斯兰教自10世纪以后开始逐步传入西域,并最终成为主导宗教,这一过程伴随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影响力的上升。波斯语作为中亚伊斯兰文明的学术、文学和行政语言,对西域本地语言(尤其是突厥语族诸语言)产生了深远的词汇和文学影响。阿拉伯语则主要作为宗教语言使用。至蒙元时期,由于帝国疆域的空前辽阔,西域的语言环境更趋复杂,蒙古语、波斯语、汉语、突厥语等在不同场合和族群中被使用。察合台文(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一种古典突厥语)在后蒙古时期逐渐发展成为西域知识界和行政文书的重要书面语,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 重要语言文字系统举要 若要深入理解西域语言,需对其几种关键的书写系统有所认识。佉卢文是一种辅音音素文字,由右向左横写,曾用于书写犍陀罗语和于阗塞语等。婆罗米文及其变体(如西域婆罗米文)是元音附标文字,用于书写梵语、于阗塞语、龟兹语(吐火罗语B)等,对后来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的创制产生了间接或直接的影响。粟特文源自叙利亚的福音体文字,是拼音文字,后演变成回鹘文,进而又影响了蒙古文和满文的形成。回鹘文在历史上用途广泛,不仅记录回鹘语,也曾用于书写汉语、梵语,甚至蒙古帝国早期也曾采用回鹘字母来拼写蒙古语。阿拉伯字母体系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多种文字,成为书写当地突厥语族语言(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主要工具。 现代归属与文化遗产 从当代地缘政治角度看,历史上西域的核心区域已成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活跃于古代西域的众多语言,如焉耆-龟兹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粟特语等虽已成为死语言,但其文献遗产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学者的主导或积极参与下进行的,这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体现。现今新疆地区的主体民族语言,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其形成和发展都深深植根于上述古代语言演变的土壤之中,是西域语言历史长河的自然延续。同时,由于西域历史地理范围的跨域性,相关语言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具有国际性色彩,需要中国与中亚、欧美等国学界携手合作。总而言之,西域的语言史是一部活生生的世界文明交流史,它超越了任何单一现代国家的界限,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与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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