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渊源考辨
嬴政被称为赵政的缘由,需追溯至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姓氏制度。秦国公室为嬴姓赵氏,此处的"氏"是姓的分支,用以区别家族不同支系。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名为政,姓赵氏",可知"赵政"是符合当时礼制的正式称谓。这种姓氏分离的现象源于周代宗法制度,男子称氏以明贵贱,女子称姓以别婚姻。秦国王室先祖造父曾因功受封赵城,后世遂以赵为氏,而保留嬴姓作为宗族血缘标志。这种称谓现象在先秦贵族中颇为常见,如楚国君主芈姓熊氏、齐国君主妫姓田氏等。 历史语境差异 两个称谓的使用场景存在明显时代特征。在秦朝建立前,同时代文献多称"赵政",如《战国策》中六国士人议论时皆以此称之。而"嬴政"的普遍使用实则始于汉代以降,司马迁在《史记》中交替使用两种称谓,既遵循古制记录"赵氏",又在后世叙述中渐用"嬴姓"。这种称谓变迁暗含政治隐喻:汉朝建立后为强调秦朝灭亡的必然性,有意通过"嬴政"称谓强化其作为暴政象征的单一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秦代简牍文物中,官方文书均严谨使用"赵政"称谓,可见当时社会对姓氏礼制的严格遵循。 文化认知流变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两个称谓的消长折射出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唐代以后随着《史记》的经典化,"嬴政"逐渐成为主流称谓,这与科举制度下史书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系统辨析此事,指出"秦虽嬴姓,却以赵为氏"的制度本质。明清时期民间文艺作品如《东周列国志》等进一步强化了"嬴政"的通俗认知,而专业史学著作仍保持对"赵政"称谓的学理尊重。这种雅俗分野使得两个称谓承载了不同层次的文化意涵:前者成为大众历史认知的符号,后者则保留在学术研究领域。 现代学术共识 当代历史学界通过甲骨文、金文与简牍文献的互证,已形成明确共识:在严谨的历史叙述中,应尊重先秦姓氏制度原貌,称秦始皇为"赵政"更为准确。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特别强调,理解这种称谓差异是把握秦文化特质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来出土的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等实物史料,为这种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佐证。这种正名工作不仅关乎历史准确性,更涉及对先秦社会结构的深层理解,有助于破除后世建构的历史迷雾。姓氏制度的源流演变
探究嬴政与赵政称谓之辨,必须置于周代姓氏制度的大框架下审视。这套肇始于西周初年的宗法体系,通过"姓"与"氏"的双轨制构建社会等级秩序。嬴姓作为上古八大姓之一,可追溯至舜帝时期的伯益,因其佐禹治水有功获赐此姓。而赵氏的形成则晚近许多,西周中期嬴姓族人造父为周穆王御戎立功,获封赵城(今山西洪洞),子孙遂以封地为氏。这种以封邑为氏的规则在诸侯中极为普遍,如晋国先祖叔虞初封唐地故称唐氏,其后代改封晋地方称晋氏。 秦国公室的姓氏传承脉络尤为复杂。造父的侄孙非子因养马才能被周孝王封于秦邑,虽继承赵氏却开创了秦国基业。至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获封诸侯时,赵氏已成为秦国统治家族的正式称谓。出土的秦景公石磬铭文"天子郾喜,龚桓是嗣"中,龚(共)、桓等谥号前均冠以赵氏,这是当时称谓制度的实物见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先秦男子"称氏不称姓"的惯例并非绝对,在祭祀、婚丧等重大礼仪场合仍会强调嬴姓本源,这种灵活性体现了礼制的精妙设计。 战国时期的称谓实践 在秦始皇生活的战国末期,各国对秦国君主的称谓存在微妙差异。成书于此时的《世本·氏姓篇》明确记载:"秦,嬴姓,赵氏",同时期齐国史书《竹书纪年》则直书"赵政立"。值得玩味的是,秦国自身官方文书遵循严格规范: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载"卅年,攻韩,赵政自将",这里使用"赵政"而非"秦王"的自称,反映秦人对传统礼制的恪守。而六国文献中常见将"赵"与"秦"混用的现象,如《战国策·赵策》称"赵政之残暴",实则是将氏号与国号等同视之的修辞策略。 这种称谓差异还暗含地缘政治密码。三晋地区与秦同源,往往尊称"赵政"以暗示血缘联系;楚国文献则多贬称"嬴政",强调其西方戎狄背景;齐鲁士人著作中常见"秦政"的中性称谓,折射出儒家学者对礼制名分的坚持。近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的释读,为理解这种称谓政治学提供了新视角:其中记载秦国公子多冠以"赵"氏,而楚系简帛则刻意回避此称,这种文字博弈实为战国纵横术的微观呈现。 秦汉之际的称谓转型 秦朝建立后推行的"书同文"政策,意外加速了姓氏制度的瓦解。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封地为氏的礼法基础逐渐消亡。西汉初年贾谊在《过秦论》中通篇使用"嬴政",标志着称谓习惯的根本转变。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处理尤为值得玩味:秦始皇本纪开篇严守古制称"名为政,姓赵氏",但在后续叙述中渐次改用"嬴政",这种笔法既保留历史原貌,又适应汉代读者的认知习惯。出土的汉代画像石题记中,"嬴氏"已成为秦朝皇族的固定称谓,说明这种转型在民间业已完成。 这种称谓变迁深植于汉朝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强调"嬴姓"有助于将秦朝塑造为异己的他者,从而凸显刘氏"承天命而代暴秦"的正当性。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嬴政"列为"下下"品第,与这种政治叙事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皇霸篇》中曾系统梳理先秦姓氏制度,对"赵政"称谓给予学理肯定,但这类声音在帝制强化的大背景下逐渐边缘化。 学术史上的认知纠偏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首次系统辨析此事:"秦赵同祖,以赵城为荣,故姓赵氏",这个论断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基点。宋代金石学兴起后,赵明诚在《金石录》中通过秦代兵器铭文考证,发现"秦兵多刻'赵'字",为实证研究开辟新径。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专设"秦赵同姓"条,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进行互证,指出"古人姓氏之分,秦汉后已混乱不可考"的学术困境。 近代以来随着甲骨文与金文研究的突破,王国维在《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中利用出土文物还原了嬴姓赵氏的演变轨迹。现代历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中特别强调,理解秦始皇称谓问题需注意三个维度:制度层面的周代宗法、实践层面的战国政治、记忆层面的后世建构。近年来岳麓秦简、北大秦简的陆续公布,为这个课题提供了更多鲜活的个案材料,如新见"赵氏祠先农"简文,生动展现了秦人对氏号祭祀的重视程度。 文化传播中的形象叠合 在民间文艺领域,两个称谓衍生出不同的象征意涵。元代杂剧《秦始皇崑崙台》中,"嬴政"成为暴君的形象符号,而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则兼顾历史真实,在朝会场景使用"赵政"称谓。清代戏曲《长城记》通过"嬴政哭城"的文学虚构,将称谓与艺术形象深度绑定。这种文化记忆的层累现象,在近代新史学的启蒙运动中被重新审视:章太炎在《秦政记》中主张恢复"赵政"古称,视作历史正名的重要实践。 当代跨学科研究为此课题注入新活力。社会语言学者分析《史记》不同版本的称谓变异,发现后世抄写者存在将"赵政"改为"嬴政"的系统性倾向。文化人类学视角则关注称谓背后的身份认同问题,秦国统治集团通过坚持赵氏称谓,既保持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又强化自身族群特质。这种二元性恰是理解秦文明矛盾性的关键:他们既以周礼正统自居,又推行颠覆传统的改革。透过称谓这个微观窗口,我们得以窥见历史洪流中制度与观念复杂互动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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