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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台湾的官方称谓
元代官方文献与地图中，台湾及其周边海域被统称为“琉球”。这一称谓承袭自宋代《诸蕃志》对澎湖以东海域的泛称，但元朝通过军事行动与行政建制赋予其更明确的政治内涵。至元年间，元军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其管辖范围向东延伸至台湾本岛，使得“琉球”从地理概念转变为涵盖行政管辖意义的区域名称。 航海记录中的地理认知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琉球”地区的物产与民情，特别提及当地土著“以鹿皮为衣，以粟为酒”的生活习俗。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将台湾本岛与琉球群岛混称为“琉球”，反映当时对东海岛屿体系的认知尚显模糊。这种命名方式实则延续了中原王朝对东南海域岛屿的统称传统，并未严格区分现代地理意义上的台湾与琉球群岛。 行政管辖的实践与局限 元世祖曾遣使杨祥招抚“琉球”，虽未建立直接统治，但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标志着中央政权对台湾海峡管辖的制度化。这一时期汉人渔民与商人频繁往来台海两岸，闽南语系移民开始将台湾西部沿海称为“北港”（今云林一带），形成民间与官方并行的命名体系。这种二元命名现象体现元朝对台湾的认知从抽象地理概念向具体经营区域的转变。 舆图绘制与疆域观念 元代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中，将台湾标注为“琉球”，并将其与福建沿海行政区划并列呈现。这种制图方式彰显元朝将台湾视为疆域延伸的统治意识，虽未实现实际治理，却为明清两代对台经略奠定观念基础。当时闽粤沿海居民对台湾的俗称“埋冤”（谐音“台湾”），亦通过民间航海活动逐渐传播，成为后世台湾名称的语源雏形。官方文献中的称谓源流
元代对台湾的称谓体系存在官方定名与民间习称的双重结构。在《元史·瑠求传》中明确记载：“瑠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此处“瑠求”即元代对台湾的官方书写变体。该记载将台湾的地理方位与福建沿海行政区划直接关联，体现元朝试图将台湾纳入疆域认知体系的努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派遣杨祥率领六千军士招抚瑠求的军事行动，虽因台风受阻而未达成实质性统治，但此次行动被详细记录于官方档案，成为中央政权经略台湾的早期实证。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公文系统中对台湾的称谓存在“琉球”“瑠求”“嵧球”等多种异写，这种用字差异反映当时对海外地域认知的模糊性。在《经世大典·政典》收录的至元年间诏令中，要求澎湖巡检司“巡防琉球海道”，此处的“琉球”实指台湾海峡至巴士海峡的航路区域。这种以水域管辖替代陆地直接统治的治理模式，构成元代对台政策的重要特征。 航海文献的细节补充 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于1330年亲历台湾，在《岛夷志略·琉球》篇中记载：“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这些山名记录与今台湾西部丘陵地形高度吻合，证明其确实抵达台湾本岛。书中特别描述当地土著“俗畏航海，捕鱼则于溪涧”，准确捕捉到平埔族群的生计特点。更珍贵的是，汪大渊记录汉人商人用瓷器、布匹交换鹿皮、硫磺的贸易场景，揭示元代台海两岸已形成稳定的物资交换网络。 同时期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虽主要记录柬埔寨，但提及“自温州开洋，经琉球抵占城”的航线，侧面印证台湾在东亚航海体系中的中转站地位。这些民间文献与官修《元史》形成互补，构建出元代对台认知的多维视角。其中关于台湾盛产沙金、硫磺的记载，直接引发后续朝代对台湾矿产资源的开发兴趣。 行政建制的特殊形态 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澎湖设置的巡检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台海地区建立的常设行政机构。该机构隶属福建晋江县，配备战船十艘，兵员二百，主要职能为“巡缉海盗，护送商船”。考古发现显示，澎湖群岛出土的元代瓷片与钱币数量较宋代显著增加，证明巡检司的设置促进两岸物资交流。值得玩味的是，元代公文常将“澎湖巡检司”与“琉球巡防”并提，暗示其管辖范围向东延伸至台湾西部沿海。 这种特殊的行政管辖模式体现游牧民族政权对海洋疆域的治理智慧。元政府通过控制航路节点而非直接占领土地的方式，实现对台湾的间接管理。当时闽南渔民在台湾西部建立的季节性定居点（如“大员”“魍港”等），实际上成为巡检司的延伸管理区域。这种由民间实践与官方认可共同构建的治理模式，为明代郑成功收复台湾提供历史先例。 地图绘制的疆域表达 元代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虽已失传，但通过明代罗洪先《广舆图》的转绘内容，可见台湾被标注在福建行省东南海域。该图采用计里画方技法，将台湾与澎湖的相对位置精确呈现，其轮廓已接近现代地图认知。尤为重要的是，图上标注“琉球”二字的同时，还用特殊符号标记出元军招抚路线，这种制图手法体现政权对疆域宣示的意图。 同时期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由朝鲜使节从元朝携回，图中将台湾绘成三个并列岛屿，标注“流求国”。这种认知误差反映当时对台湾地形了解的局限性，但将台湾与大陆用相同颜色绘制的做法，彰显元朝将其视为疆域组成部分的政治立场。这些地图作品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构成元代对台认知的视觉化证据链。 语言演变的命名脉络 元代闽南语系移民将台湾西南沿海称为“大员”（Ta-yuan），该发音经葡萄牙航海家转译成为后世“台湾”（Formosa）的语源基础。在漳泉渔民的口传历史中，台湾常被称作“埋冤”，隐喻早期移民渡海开垦的艰辛。这种民间称谓与官方“琉球”并行使用，形成雅俗并存的命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汉语文献中开始出现“台员”“大湾”等变体书写，显示对台湾的认知从模糊走向具体。 语言学家研究发现，元代福建方言对台湾平埔族社名音译时，出现“虎尾垅”（今云林虎尾）、“大甲”（今台中大甲）等延续至今的地名。这种命名实践体现汉文化对台湾地理认知的深化过程。当时编纂的《至正四明续志》中，已出现将“琉球”与“台海”并用的记载，预示明清时期“台湾”称谓的最终定型。 文化互动的历史印记 元代汉人与台湾原住民的互动，在物质文化层面留下深刻印记。台湾考古发现的元代龙泉窑青瓷碎片，多集中分布在台南曾文溪流域，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汉原交易地点吻合。原住民墓葬中出土的元代铜钱，常被用作装饰品，反映货币功能的在地化转化。更有趣的是，平埔族口传史诗中出现的“穿长衫的人”形象，与元人服饰特征高度相似。 这些文化印记显示，元代虽未对台湾实施直接统治，但通过民间交流形成文化渗透。当时闽粤沿海的妈祖信仰随渔民传入澎湖，建有多处元代风格的小型庙宇，为明代大规模宗教传播奠定基础。这种由下而上的文化传播模式，与元朝官方“羁縻”政策形成呼应，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对台关系的独特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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