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傩戏的名称是什么

       名称溯源与核心界定

       昭通地区所流传的傩戏，其最为普遍且被广泛接受的名称是“端公戏”。这一名称的由来，与西南地区源远流长的巫傩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端公”作为称谓，在川滇黔交界地带的民间信仰体系中，特指那些掌握特定仪式知识、能够沟通人神、执行祈福驱邪职能的宗教性职事人员。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神职人员，而更像是植根于社区的民俗仪式专家。因此，“端公戏”顾名思义，便是由这些“端公”们主持并表演的戏剧形式。它清晰地标明了这种艺术形式的表演主体和核心功能——即由仪式专家主导，在祭祀框架内进行的戏剧化展演。这一名称将戏剧艺术与民间信仰仪式直接挂钩，揭示了昭通傩戏最初并非为了纯粹的审美娱乐，而是服务于禳灾祈福、酬神还愿等现实功利目的，是其神圣性根源的直接体现。

       地域流变与别称探微

       尽管“端公戏”是统称，但在昭通市下辖的不同区县，由于历史源流、民族构成和方言习俗的细微差异，也存在一些地方性的别称或细分称谓。例如，在某些侧重表现神将捉鬼、驱邪纳吉内容的剧目中，可能会被称为“跳神戏”或“傩坛戏”，更加强调其动作性和仪式场景。而在一些深受汉族明清戏曲影响的流派中，因其演出时常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行当，民间亦偶有借用“愿戏”、“香火戏”等名称，突出其还愿酬神的演出契机。这些别称如同文化地图上的坐标，共同勾勒出昭通傩戏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它们从不同侧面描述了这同一文化现象：或强调其动态表演（跳），或点明其演出场合（坛、愿），但都未脱离“端公”主导的仪式戏剧这一根本范畴。探究这些名称，有助于我们理解昭通傩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统一文化标签下，存在着适应不同社区需求与审美的地方性实践。

       文化构成与多元融合

       昭通“端公戏”的名称之下，包裹着一个多层复合的文化结构。其核心层无疑是源自古代中原的傩祭传统，随着历代移民、屯兵、商贾传入乌蒙山区。这一汉文化基底，包含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观念以及道教科仪等元素。中间层则是与本地土著文化的深度融合。昭通是多民族聚居区，彝族、苗族等民族有着自身发达的原始宗教和祭仪传统。在长期的共处中，“端公戏”吸收了这些民族艺术中的面具造型、舞蹈步伐、祭祀乐舞乃至某些神祇形象，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生状态。最外层则是在近现代与地方戏曲（如川剧）、曲艺、民间歌舞不断交流互鉴中产生的艺术化提炼，使得部分剧目情节更完整，表演更程式化，娱乐性增强。因此，“端公戏”之名，实际上承载了一个动态的、不断吸纳与调适的文化融合过程，是中原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宗教仪式与民间艺术碰撞交融的活态结晶。

       仪式框架与表演形态

       名为“戏”，但其演出始终嵌在严格的仪式框架之内，这是理解昭通端公戏的关键。一场完整的端公戏演出，通常不是独立的戏剧表演，而是一个历时数小时甚至数日的综合性祭祀活动的核心环节。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请神”、“演戏”、“送神”三段式结构。演出前，端公需设坛、焚香、念诵咒语，恭请各方神祇降临；演出中，所表演的剧目内容往往与祈福驱邪的主题直接相关，演员（多为端公及其弟子）佩戴象征神、鬼、人的木质面具，运用唱、念、做、打等手法，演绎《捉黄鬼》、《二郎降妖》、《目连救母》等故事；演出结束后，还需举行仪式送神归位，以保境安民。面具在此是至关重要的法器与道具，不同的角色有固定面具，是神灵化身或鬼怪象征。音乐伴奏以锣、鼓、钹等打击乐为主，节奏鲜明，烘托出或神圣、或紧张、或欢快的氛围。这种仪式与戏剧水乳交融的形态，使得“端公戏”的“戏”始终服务于“仪”，其艺术感染力深深植根于社区民众的集体信仰和心理期待之中。

       社会功能与当代价值

       “端公戏”在历史上承担着多重社会文化功能。首先是心理慰藉与社区整合功能。通过戏剧化的方式演绎战胜邪祟、迎来吉祥的故事，缓解了人们在面对疾病、灾祸等不确定性时的焦虑，并通过集体参与演出和观赏，强化了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内部凝聚力。其次是道德教化功能。许多剧目蕴含忠孝节义、惩恶扬善的传统价值观，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向民众传递社会规范。再者是艺术审美与文化传承功能。它保留了大量的古礼、古乐、古舞、古面具雕刻技艺，是研究古代戏剧、宗教、民俗的“活化石”。进入当代，随着社会变迁，其原始的宗教色彩有所淡化，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日益凸显。当代的“端公戏”正在经历功能转换，从以祭祀为核心转向更侧重文化展示、艺术研究和旅游体验。对其名称与内涵的深入梳理与保护，不仅是对一种古老艺术形式的留存，更是对滇东北地区独特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的延续与尊重，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