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植于文化认同与地理观念的核心称谓
这类名称最具本源色彩,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自我定位。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华夏”。它最初是汉民族先民的自称,“华”意为服饰华美,“夏”指礼仪宏大,合起来彰显了文明开化、区别于周边部族的优越感。这一称谓从夏、商、周三代积淀,逐渐成为中原文明主体的代称,其文化内涵远大于地理边界。“中华”一词则是“中国”与“华夏”的合称,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居于天下中心、承载华夏文明的共同体,其文化疆域的概念尤为突出。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基于地理空间想象的名称。“九州”源自大禹治水后划分天下的传说,虽各典籍记载的州名略有出入,但“九州”作为对中原大地乃至整个已知文明世界的概称,影响极为深远,后世常以“九州”代指中国。“禹域”直接源于大禹的功绩,指代其足迹所至、治理所及的疆域。而“赤县”、“神州”这类充满神秘色彩的称谓,则与古代的“九州”学说及邹衍的“大九州”宇宙观相联系,将中国置于一个宏大的、带有神话性质的宇宙结构之中,赋予了这片土地神圣的意味。 二、以王朝国号为载体的历史性指代 在帝制时代,王朝的国号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国际语境中“中国”的临时身份标签。强大的王朝因其深远的影响力,其国号常被周边民族和远方国度用来指称其所统治的国家乃至整个文明区域。例如,“秦”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声威远播,至今在不少西方语言中,中国的称谓仍与“秦”字古音有关。强盛的“汉”朝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基础,“汉人”、“汉字”的称呼沿用至今,在历史上,“汉”也长期作为中国的代称。 此后的“唐”朝以其空前开放和繁荣,成为世界景仰的东方帝国,“唐人街”遍布海外便是明证。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国号,同样在其鼎盛时期被广泛认知。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国号是特定政权的名称,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主权国家“中国”的概念。但它们如同接力棒,在历史序列中承载并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政治实体身份,是“中国”历史连续性在不同阶段最直接的外在表现。 三、源自对外交流与他者视角的外部称谓 从外部世界观察中国,也产生了一些独特的称谓。最著名的是“契丹”。由于辽朝(契丹族所建)在中亚、东欧影响巨大,导致俄语、希腊语等许多语言中,中国的称呼都来源于“契丹”。这并非误认,而是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北方政权对外交往的主导地位。另一个古老的称呼是“丝国”,源于中国精美的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吸引力,古希腊、罗马文献中便有提及,这是以最具代表性的物产来标识产地国家。 此外,在印度古籍中,中国曾被称为“震旦”或“真丹”,与佛教东传有关。这些由外而内的称呼,如同一面面镜子,从不同角度映射出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文明区域所展现出的最突出特征——无论是物产、国力还是文化影响。 四、“中国”自称的演化与现代国家概念的确立 “中国”一词本身也有古老的渊源。早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就有“宅兹中国”的记载,这里的“中国”指代的是周王所在的都城地区,即“天下之中”的城市。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含义逐渐扩展,从地理中心引申为文明中心,进而指代中原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在分裂时期,占据中原的政权常自称“中国”,以标榜正统。 直至清朝后期,在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国际条约中,“中国”开始作为正式国名使用。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继承并明确了这一国号。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成为其简称,并在国际法层面继承了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主体。至此,“中国”从一个古老的文化地理概念,历经数千年的涵义流变与积淀,最终定型为现代主权国家的正式名称,包容了其版图内所有的民族与历史遗产。 综上所述,中国以前的名称是一个庞大而有趣的谱系。它们或源于文化自豪,或来自王朝标识,或出于他者观察,共同编织了一部关于“我是谁”的宏大历史叙事。理解这些名称,就是理解中华文明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文化共同体演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深层逻辑与独特路径。
53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