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刑罚名称是什么

       探讨“朱元璋刑罚名称是什么”这一问题，需将其置于明初法制建设的宏大背景中理解。朱元璋建立的并非一个孤立的刑名，而是一套深度融合其个人统治哲学、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刑罚体系。这套体系以《大明律》为纲，以御制《大诰》为特别补充，以“重典治国”为旗帜，其具体刑名与执行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次影响深远的法律实践。

       法律文本载体：从《大明律》到《大诰》

       刑罚的具体名称与规定，首要载于法律文本。洪武六年（1373年）初步颁行、后经多次修订至三十年（1397年）最终定型刊布的《大明律》，是明代根本法典。它承袭唐律体系但结构更为简严，其中“五刑”（笞、杖、徒、流、死）仍是正刑基础，但对许多罪名的处罚较前代显著加重。然而，更能体现朱元璋刑罚思想独特性的，是其亲自编纂的四编《大诰》（包括《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大诰》并非系统性法典，而是收录了洪武年间，特别是朱元璋亲自审理或过问的严惩官民过犯的典型案例、峻令与训诫。其中大量使用了律外之刑，许多残酷的刑罚方式正是通过《大诰》的宣教与强制执行而广为人知并产生巨大威慑。

       生命刑：极刑的多样化与仪式化

       在死刑执行上，朱元璋时期不仅广泛适用传统斩、绞，更频繁动用极端残酷的刑罚。凌迟（即寸磔）被用于谋反大逆、杀害尊亲等重罪，其过程漫长痛苦，极具警示意味。枭首（斩首后悬首示众）与弃市（于闹市执行死刑并曝尸）则侧重于公开惩戒，以视觉冲击强化统治权威。这些刑罚名称背后，是统治者意图通过肉体的彻底消灭与公开羞辱，达到“以儆效尤”的政治目的。据《大诰》记载，因贪腐或抗旨被处极刑的官员数量惊人，形成了高压氛围。

       身体刑与羞辱刑：肉刑的复用与创新

       在笞、杖、徒、流等正刑之外，明初实践中复活并创新了许多肉刑与羞辱刑。刺字（又称“墨刑”）不仅用于盗贼，也用于惩处逃役、奸猾吏员等。更为严酷的是，在《大诰》案例中出现了大量法外施行的身体刑，如“挑筋”（切断足部筋腱）、“断指”、“刖足”（砍脚）、“阉割为奴”等。这些刑罚名称直观反映了其残忍性，旨在造成永久性的身体残疾与身份贬损，使受刑者终身背负耻辱标记。此外，将罪犯“枷项游历”，即戴重枷在辖区内巡回示众，也是一种常见的羞辱与精神惩罚方式。

       财产刑与连坐：对家族与经济的毁灭性打击

       朱元璋刑罚的严峻性还体现在经济与家族连带惩罚上。“抄没家产”（或称“籍没”）是惩处贪官与重罪犯的常用手段，所有家产充公，家人为奴或流放，这使刑罚效果从个人延伸至整个家庭乃至家族。“诛连”（连坐）也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对于谋反、结党等政治犯罪，常祸及亲族、门生甚至同乡。这种“一人犯罪，殃及池鱼”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犯罪的潜在成本，试图从社会关系网络层面根除威胁。

       特别惩戒手段：廷杖与法外之威

       在法定刑名之外，朱元璋时期逐渐制度化的“廷杖”值得一提。它虽非《大明律》明文规定的刑罚，却成为皇帝在朝堂上直接惩戒大臣的惯用方式。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行刑，在午门外对触怒皇帝的大臣施以杖责，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廷杖的名称与仪式，象征着皇权对士大夫身体与尊严的直接碾压，是专制皇权凌驾于官僚制度之上的鲜明体现。此外，皇帝通过“诏狱”（由锦衣卫等直接掌管的特别监狱）进行侦缉、审讯与处决，常常不遵循常规司法程序，这也构成了其刑罚体系中法外施威的重要一环。

       刑罚思想溯源与历史回响

       朱元璋刑罚体系的形成，根源复杂。一方面，他出身寒微，对元末吏治腐败、豪强欺压有切肤之痛，故深信须以雷霆手段扫荡积弊。另一方面，作为开国君主，他面临巩固朱家天下、消除潜在挑战的巨大压力，刑罚成为其强化控制、树立绝对权威的工具。其思想中混杂着法家的重刑主义、儒家“明刑弼教”的训诫以及对平民苦难的某种同情（《大诰》中亦有严惩欺压百姓的豪强与官吏的案例）。这套体系在洪武朝后虽有所缓和，但其强化皇权、重典治吏的精神遗产为后世明朝皇帝所部分继承，廷杖、诏狱等现象更贯穿明史。同时，其严酷性也常被后世史家诟病，视为专制黑暗面的典型。

       因此，朱元璋时期的刑罚名称，是一个包含法定正刑、法外酷刑、特别惩戒手段在内的复杂集合。它们不仅仅是法律术语，更是解读明初政治生态、社会矛盾与帝王心术的关键密码。理解这些刑名，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法律如何与权力交织，共同塑造了特定的历史轨迹与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