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界定
在现代经济社会语境中,“资产”泛指个人、组织或国家所拥有或控制,能够以货币计量,并预期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然而,当我们回溯至中国古代社会,这一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现代经济学概念,并未以完全对应的单一词汇存在。古人对“资产”的理解,更多地融汇于对具体财富形态的称谓、对财产权属关系的描述以及对资源实用价值的认知之中。因此,探寻其“古代名称”,实质上是梳理一系列在功能与意义上与现代“资产”概念相近或部分重叠的古典词汇体系。
主要称谓梳理古代文献中,与“资产”含义最为接近的统称性词汇包括“资财”、“产业”与“家产”。“资财”一词出现甚早,如《史记》中便有记载,其范围广泛,既涵盖货币(钱)、贵金属(金),也包括布帛、粮食等实物,泛指一切可用的财货。“产业”则更强调其作为经营与生计基础的不动产属性,如土地、房屋、店铺等,具有明显的持续产生收益的意涵,与现代的“生产性资产”概念有相通之处。“家产”或“家业”,则侧重于从家庭或家族单元出发,指代其世代积累与传承的全部财富总和,包括田宅、奴仆、牲畜、器具等,体现了资产的私有性与继承性。
具体形态指代除了上述统称,古人对不同类型资产有着极为细致的具体指代。对于最重要的不动产——土地,常称为“田”、“地”、“田产”、“地产”或“庄田”。房屋宅院则称“宅”、“第”、“舍”、“屋业”。货币性资产除“钱”外,还有“泉”、“布”等古称,而金银则直呼“金”、“银”。经营性资产中,商铺称“店”或“肆”,加工场所称“坊”,运输工具如车船则直接指代。此外,作为重要劳动力和财产构成的奴仆,称为“僮仆”、“奴婢”,牲畜如牛马等也是关键的生产资料。这些具体名称共同构成了古人资产认知的具象化图谱。
概念差异辨析必须指出,古代这些称谓与现代“资产”概念存在内核差异。古代观念更重实物与使用价值,如土地的核心是产出粮食,房屋的核心是提供居所。而现代资产概念更抽象,强调其未来的经济利益潜能及可货币化计量的金融属性。同时,古代资产权属常与宗法、爵位、身份紧密绑定,并非纯粹的财产权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个古词与“资产”划等号,而应将其视为一个由众多具体词汇共同描绘的、植根于传统农耕与宗法社会的复合财富观念体系。
引言:概念溯源与语境转换
当我们试图为“资产”寻找一个确切的古代名称时,首先需要理解概念本身的时空位移。“资产”作为一个高度凝练的经济学术语,是工业革命后商品经济和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产物,其核心在于“预期未来经济利益”这一前瞻性、抽象化的界定。而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经济思维注重实物、当下效用与伦理秩序。因此,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一个在内涵与外延上与之完全吻合的单一词汇。我们的探索,实际上是进入古人的话语体系,去发现那些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上承担了“资产”功能与意义的词汇群落,并理解它们所依托的社会经济结构。
统称性词汇:对财富集合的宏观指代在古籍中,有几个词汇常被用来泛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可视为最接近“总资产”概念的表述。
首推“资财”。此词组合了“资”(指物资、费用)与“财”(指金钱、货物),涵盖面极广。《汉书·食货志》论及百姓生计,有“资财衰耗”之语;《三国志》中描述富户,亦用“资财巨万”。它像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容器,将一切有价值的物与钱纳入其中,但其侧重点在于财富的静态存在与积累,而非其动态的增值过程。 其次是“产业”。此词更具能动色彩。“产”指生产、出产,“业”指基业、事业。它不仅仅指财富本身,更强调其作为生产与生活根基的特性。孟子所言“恒产”,即指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永久性产业,主要指土地。汉代以后,“产业”常与土地、房屋、商铺等不动产及经营性财产挂钩,如《史记·苏秦列传》载“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田”便是其理想中的核心产业。这个词隐含了资产能够持续产生收益、支撑家计的功能认知。 再者是“家产”或“家业”。这两个词将财富严格限定在家庭或家族单元内,带有强烈的私有与传承属性。“家产”强调其作为家庭所有物的归属关系,而“家业”则更添一份世代经营、发扬光大的期许。分家析产时,所分割的便是“家产”;父祖创业,子孙守成,守的便是“家业”。它们反映了资产在宗法社会中的伦理与经济双重角色。 分类别称谓:资产具体形态的精细刻画古人对资产的认知,更体现在对各类具体财富形态的精确命名上,这构成了古代资产观念最生动、最丰富的层面。
不动产核心:田宅体系。土地是最根本的资产,称谓繁多。“田”、“地”是基本通称;“畴”指已耕作的田地;“亩”既是面积单位,也代指田块;“膏腴”形容肥沃之地,“瘠卤”则指贫瘠盐碱地。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称为“田产”、“地产”。大规模的田庄称为“庄田”、“庄园”或“别业”。房屋宅邸方面,“宅”是居住之所的通称;“第”多指显贵之家的大宅院;“舍”较为朴素,可指屋舍、客舍;“庐”指简陋的房舍;“邸”则指高级官员或贵族在都城以外的住所。这些词汇不仅指代物理空间,更附着着社会地位与经济价值。 动产与金融性资产:货贿泉布。货币及贵金属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先秦时期,货币有“泉”(取流通如泉之意)、“布”(由农具演变而来)、“刀”等形制名称,后世统称“钱”或“铜钱”。黄金称“金”,白银称“银”或“白金”。除了现金,具有储蓄和支付功能的还有“绢帛”等实物货币。广义的“货”与“贿”,常连用为“货贿”,泛指一切财货珍宝。《礼记·中庸》有“货财殖焉”之说,这里的“货财”便包含了可交易流通的各种财物。 经营性资产:工商之具。对于从事工商业者,其生产资料有专门指代。商铺称“市肆”、“店肆”或“铺面”;手工业作坊称“作坊”、“匠肆”或“窑场”(如瓷窑、砖窑)。运输与交通工具,如“车”、“船”、“驮马”等,本身也是重要资产。库存的货物商品,则称为“存货”、“底货”或“囤积”。 特殊人力资产:奴婢僮仆。在允许人口买卖的时期,奴仆婢女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属于主人的重要资产。男性奴仆称“僮”、“仆”、“奴”,女性称“婢”、“妾”(有时特指女奴)。他们不仅从事家务劳动,也参与生产,其价值被明确计量和买卖,这在现代视角下是残酷的,但在古代确是资产构成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器用牲畜。农业生产离不开“耕牛”、“驮马”、“农具”;家庭生活离不开“家具”、“器皿”、“车舆”。这些物品虽然价值相对较低,但却是维持生产与生活运转的必需品,是家庭资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观念内核:古代资产认知的独特性透过这些纷繁的名称,我们可以窥见古代资产观念的几个核心特征,这些特征使其与现代概念区分开来。
其一,重实物而轻抽象。古人重视的是土地能产多少粟,房屋能住几口人,牛马能耕多少地。资产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直接的使用价值上,而非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金融资产(除了贵金属)和无形资产(如商誉、知识产权)在古代资产观念中几乎不存在。 其二,伦理与经济的交织。资产并非纯粹的经济概念。“田产”是家族根基,关乎祭祀与香火延续;“家业”传承是子孙孝悌的责任。资产的积累与处置,深受“重本抑末”、“勤俭持家”、“均平”等伦理观念制约。 其三,权属的复合性与模糊性。许多资产,尤其是土地,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可能分离且不稳定。存在国家授田、家族公产、私人典卖等多种形式。权属常与政治身份(如爵位田、职分田)、家族关系绑定,并非清晰的私有产权。 其四,价值衡量的多元性。资产价值不仅用货币衡量,也用人情、社会地位、政治权力来折算。一块“风水宝地”的价值远超其产出,一座“甲第”象征着门第荣耀。 名称背后的文明密码综上所述,“资产的古代名称”并非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一套植根于中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土壤的、层次丰富的词汇系统与观念体系。从统括的“资财”、“产业”,到细分的“田宅”、“泉布”、“奴婢”,每一个名称都像一块拼图,共同拼接出古人对财富、生计、家族与社会秩序的独特理解。这些名称背后,是“以农为本”的经济基础,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是“重义轻利”又务实求存的复杂文化心理。探寻这些名称,不仅是在进行词汇考古,更是在解读一种与现代商业文明迥异的经济生活逻辑与生存智慧。当我们今天使用“资产”这个简洁的现代词汇时,或许也能从中感受到那份来自古代的具体、厚重与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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