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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谓来源探析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女皇帝的尊号，其称谓演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则天”二字最早见于其退位后获得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其中“则”取法、效法之意，“天”既指代天地运行规律，亦暗合传统帝王“天子”身份象征。这一称谓的独特性在于，它既跳脱了传统女性以夫家姓氏或宫廷封号为称的惯例，又突破了男性帝王以年号或庙号为称的规范，形成兼具法理权威与性别特质的特殊政治符号。

       在武周政权合法化进程中，“则天”称谓的启用堪称精妙的政治设计。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时，特意选用“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等具有佛教转轮王意味的尊号，而晚年回归“则天”之称，实为衔接儒家政治传统与女性统治合法性的关键举措。此称谓巧妙将“天道”这一传统帝王权力来源论与女性统治者的特殊处境相结合，通过语义的双重指向既承认天地秩序的最高性，又强调统治者效法天道的能动性，为女性君主的超常规统治构建理论支点。

       从唐代至明清的史书记载中，对武则天的称谓经历数次重要转变。《旧唐书》严格遵循“则天顺圣皇后”的官方定位，而《新唐书》已出现“武则天”的合称用法。至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等通俗文学中，“武则天”逐渐成为固定称谓，这种演变折射出后世对女性统治者评价体系的调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论述“武则天称制”时，已明确将“则天”作为独立称谓使用，标志着该称呼已脱离最初尊号范畴，转化为历史人物的特定指代符号。

       该称谓在当代文化传播中呈现出多维解读空间。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天”通常作为中性历史符号使用，聚焦其改革科举、整顿均田制等政治遗产；民间文艺创作则更侧重称谓背后的性别象征意义，如豫剧《武则天》中“则天女皇”的舞台形象强化了女性突破礼教束缚的叙事。这种二元解读恰恰印证了该称谓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特殊性——既承载着传统史观对女性参政的复杂态度，又映射着现代价值观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重新建构。

       称谓源流考辨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在政变中被迫传位太子李显，同年十一月崩逝于上阳宫。根据《唐会要》卷三记载，中宗李显为母亲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这是“则天”二字首次成为官方定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尊号在措辞上刻意保持性别中立，采用“皇帝”而非“皇后”的称谓，实则延续了武则天退位前“则天大圣皇帝”的自称。这种称谓延续性背后，隐藏着李唐皇室对武周政权合法性的微妙处理——既通过“皇帝”尊号承认其统治事实，又借中宗复位强调李唐正统的回归。

       “则天”称谓的哲学内涵需置于唐代政治思想体系中解读。根据《全唐文》收录的武则天亲撰《臣轨·守道章》，其中明确论述“圣人则天，贤者法地”的统治哲学，可见该称谓与其政治理念存在深度契合。唐代注疏家颜师古在《匡谬正俗》中释“则”为“法也，象也”，而“天”在初唐政治话语中兼具自然法则与政治秩序双重意涵。这种语义配置使“则天”成为沟通儒家“天命观”与女性统治特殊性的精巧媒介。

       五代时期《旧唐书》编纂者刘昫在处理武则天本纪时，创造性地采用分段记述法：称帝前用“天后”称谓，称帝期间直书“皇帝”，退位后改用“则天皇后”。这种变通笔法既维护了史书体例的严谨性，又客观记录了特殊历史现实。至北宋欧阳修主编《新唐书》时，则突破性地将“武则天”作为合称置于卷首，这种处理方式被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评为“削履适足，犹存实迹”。

       清代戏曲创作使“则天”称谓实现从史学到文艺的转化。孔尚任《小忽雷传奇》中设计武则天自称“朕本则天皇帝”的念白，这种艺术化处理使称谓携带了戏剧冲突的张力。民国时期，郭沫若创作话剧《武则天》时，特意研究唐代发音规律，考证出“则天”在长安音中读作“tzə̌-thien”，这种考据精神体现现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称谓科学化处理的尝试。

       西方汉学界对“则天”称谓的翻译策略折射出文化理解的差异。早期传教士冯秉正《中国通史》法译本将其意译为“模仿天道的统治者”，而现代学者熊存瑞的英译专著则音义结合作“Zetian”。这种翻译演变反映出从宗教喻意向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转型。比较文化视野下，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在《则天武后》专著中特别分析称谓与天皇号的对称关系，韩国史学家李基白则关注“则天”与朝鲜王朝“承政院”制度的语源关联，这些跨文化研究极大拓展了称谓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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