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阳市的名称是什么

       若要深入探究古代东阳市的名称渊源，绝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静止的地理标签。它是一部镌刻在浙中山水间的编年史，其每一次名号更易，都与中央王朝的边疆经略、地方治理的深化、自然地理的认知以及文化认同的塑造息息相关。从“吴宁”的初现到“东阳”的稳固，名称背后是人口迁徙、经济开发与文明浸润的宏大叙事。

       一、上古至秦汉：朦胧的史前背景与行政初曙

       在吴宁县设立之前，今东阳地域的历史笼罩于古越族的迷雾之中。春秋时期，此地属越国疆土；战国后期，楚威王败越，此地又归入楚国版图。秦朝统一，推行郡县制，此地归属会稽郡，但其境内并未设立独立县治，大抵仍被视为边陲之地，由邻近的乌伤县（今义乌）等兼管。这种行政上的“无名”状态，恰恰说明当时该区域的人口密度、开发程度尚未达到设立独立县级政区的标准。西汉承秦制，情况未有根本改变。直至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仍，中原士民南渡，江南地区迎来加速开发的契机。地处金衢盆地东缘的这片土地，凭借其相对平坦的河谷与山林资源，吸引了更多人口聚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原有的乌伤县辖区过于辽阔，管理不便，于是析县而治便水到渠成。公元195年吴宁县的诞生，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行政结晶，标志着该地区正式被纳入国家郡县体系的精细化管理网络之中。

       二、三国至隋唐：“东阳”名号的确立与郡级视野的起落

       三国鼎立时期，东吴政权立足江东，对江南的开发不遗余力。吴宝鼎元年（266年），孙权之孙孙皓在位期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吴宁县就此更名为东阳县。这次改名并非随意之举，而是有着清晰的地理依据与文化寓意。古人以山水阴阳定位，“东阳”意指地处某一大水域或区域之东，且在山之南或水之北的向阳之地。考究当时县治位置（约在今东阳市江北街道一带），正处于婺江主要支流东阳江的东北侧，且位于会稽山脉南麓，完全符合“东阳”的地理特征。此名比“吴宁”更具持久、客观的地标指向性。

       更名后不久，其行政地位一度显著提升。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朝廷改婺州为东阳郡，郡治仍在金华，但辖管包括东阳县在内的数个属县。至此，“东阳”从县级政区名升格为郡级政区名，影响力辐射整个浙中。尽管十余年后（乾元元年，758年）又复改为婺州，但“东阳郡”的称谓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使得后世文人常以“东阳”雅称婺州全境。这一时期的东阳县，在“东阳郡”的文化光环下，其手工业特别是丝绸纺织业开始崭露头角，为后世“百工之乡”的美誉奠定了基础。

       三、宋元明清：名称的稳固与文化的积淀

       自宋代以降，虽然地方行政建制在路、府、州、县之间变化，但“东阳”作为县级名称从未更改，一直隶属于婺州（金华府）。这种长达千年的名称稳定性，在中国县级政区史上也颇为典型，它促使了强烈的地方认同感与独特的文化气质的形成。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浙东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东阳籍的文人学者辈出，他们著书立说，往往自署“东阳某某”，使“东阳”之名随着他们的著作与交游而广播海内。

       明清时期，东阳木雕、竹编等工艺享誉天下，东阳帮建筑匠人走南闯北，“东阳”二字逐渐从一个地理名称，演变为一个代表着精湛技艺与独特审美的文化品牌。地方志书的反复修纂，如明清《东阳县志》，不断强化和传承着以“东阳”为核心的地方历史叙事。此时的“东阳”，其内涵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方位指代，凝聚了千年来此地的风土人情、耕读传统与巧匠精神。

       四、名称的辨析与地理概念的层次

       理解古代东阳之名，必须建立清晰的地理概念层次。在最狭义的层面，它指代自三国吴至今，行政中心相对稳定的东阳县（市）本体。在中间层面，它指唐代曾短期存在的、郡治在金华的“东阳郡”所辖范围，相当于唐宋婺州、明清金华府的核心区域。在最广义的文化层面，尤其在古典诗文之中，“东阳”常成为金华地区乃至浙中一带的代称或美称。例如，南朝文豪沈约曾任东阳太守（郡治金华），其笔下的“东阳”多指郡境；后世文人追慕先贤，也惯用此称。因此，面对古籍中的“东阳”，需结合文本创作时代、作者籍贯与官历等进行综合判断，避免将不同层次的地理概念混淆。

       总而言之，古代东阳市的名称史，是一部从“吴宁”开篇到“东阳”定调并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历史。它始于汉末边地设治的务实之举，承于三国时期依地理特征的科学命名，兴于唐代郡级视野的短暂提升，最终在宋元明清长达千年的稳定传承中，积淀为一种融地理、行政、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深厚标识。这个名字不仅框定了这片土地的行政轮廓，更承载了其地上人民千百年来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成为回溯浙江中部文明进程的一把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