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在学术史上通常被称为“道学”或“理学”,这两个名称深刻揭示了其思想核心与时代特征。从其思想内核来看,它旨在探寻和阐述儒家之“道”,即宇宙与人生的根本原理与价值准则,故而“道学”之称直指其学术宗旨。从其方法论与理论建构来看,它侧重于对“理”(即天理、法则)的系统性、思辨性探究,构建了一套以“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因此“理学”之名又精准概括了其理论特色。这两个名称在宋代及后世长期并行使用,互为表里,共同定义了这场深刻影响中国近古社会思想的文化运动。
名称的起源与流变 名称的流变本身便是一部微缩的思想史。“道学”一词出现较早,在北宋时期已为学者如程颢、程颐等所常用,用以标榜其传承孔孟“道统”、复兴儒家正统的志业。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学派亦常被称为“道学”。与此同时,“理学”的称谓随着理论体系的成熟而日益凸显,尤其在南宋以后,因其对“性理之学”的专注而广为人知。至元代编纂《宋史》,特立《道学传》,使“道学”作为官方史学中的学派名称得以确立。然而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理学”因其鲜明的哲学属性而逐渐成为更通用的指称。 核心内涵与学派分野 无论称“道学”还是“理学”,其核心都在于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的哲学阐释。它围绕“理气”、“心性”、“格物致知”等核心范畴展开,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这一宏大体系内部,又因对“理”、“气”、“心”等概念理解侧重点的不同,主要衍生出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强调“性即理”,注重格物穷理)和以陆九渊、王阳明(王阳明思想成熟于明代,但其心学源头可追溯至陆九渊)为代表的“陆王心学”(强调“心即理”,注重发明本心)两大主要流派。它们之间的辩论与互补,共同丰富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光谱。 历史地位与双重影响 宋代理学不仅仅是书斋里的玄思,它重塑了士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的伦理规范。其积极影响在于,它构建了一个贯通宇宙、社会与个人的严密思想体系,提升了儒学的思辨水平,强化了士大夫的道德主体性与历史责任感,并促进了民间教化。然而,其将“天理”绝对化、将儒家伦理纲常神圣化的倾向,在后世官方推崇与科举固化下,也逐渐衍生出束缚个性、压抑人欲的消极面。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座高峰,宋代理学深刻地形塑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文化性格与思维模式。探讨“宋代理学的名称是什么”,绝非一个简单的名词确认问题,而是叩开一扇理解宋代乃至整个中国近世思想特质的大门。这个名称背后,交织着学术宗旨的宣示、哲学方法的凝练、学派认同的标识以及历史书写的塑造。通过剖析其名称的由来、意涵与流变,我们得以窥见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的全貌。
名称的双璧:道学与理学的意涵辨析 “道学”与“理学”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对这一学术思潮的完整指称,但各自的侧重点又颇为精妙。“道学”之“道”,直接承袭自儒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老传统,意指那至高无上、贯通天人的根本真理与价值本源。采用此名,彰显了宋代儒者自觉接续孔孟“道统”、抵御佛老“异端”、复兴儒家正统的强烈使命感。它更像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标榜的是学术的正统性与道德的崇高性。程颐所言“学者先须识仁”,朱熹强调“道统之传”,都是在“道学”的旗帜下展开。 相比之下,“理学”之“理”,则更突出其理论建构的哲学内核。“理”是世界万物之所以然的形上依据,是普遍、永恒、绝对的法则。以“理”为核心,宋代儒者构建了一套包括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在内的庞大思辨体系。这个名称凸显了该学问的理性探究色彩,即通过“格物穷理”的功夫,去认识和把握天地万物及人伦日用背后的统一原理。因此,“理学”更像一个描述其学术方法与核心范畴的客观标签。当人们深入探讨“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别时,便自然置身于“理学”的语境之中。 名称的生成与历史沉淀 名称的演变轨迹,清晰地映射了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北宋初期,儒学复兴运动方兴未艾,“道学”一词已开始流行,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先驱皆以探求圣人之“道”自任。南宋是理学体系化与集大成的时代,朱熹在整合前辈思想的同时,其学说被门人及追随者尊为“道学”正统。与此同时,由于理论探讨日益精深,“理学”的称呼也越发常见,尤其在学术辩论和学派区分时使用。 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是元朝官修《宋史》。编纂者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及其主要传人归入《道学传》,而与《儒林传》其他儒者区分开来。这一官方史书的分类,无疑以制度化的方式强化了“道学”作为特定学术流派和历史传承的称谓。然而,在更广阔的思想史长河中,“理学”因其更具包容性(可涵盖心学一系)和理论概括性,逐渐成为学术史叙述中更常用的统称。明清时期,“宋明理学”的提法便已十分稳固,其中“理学”作为核心指称已无争议。 核心架构与主要流派的分野 无论以何者为名,宋代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宏大而精微的哲学架构之上。其核心议题可归结为“理气”、“心性”、“知行”三大关系。理气论探讨宇宙本体,辨析作为法则的“理”与作为质料的“气”孰先孰后、如何结合;心性论探讨人性本质,争论“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关系;知行论则探讨认知与实践的功夫,即如何通过“格物致知”、“涵养用敬”或“发明本心”的途径,达到天人合一的圣贤境界。 基于对这些核心问题理解的重心不同,理学内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主脉。一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他们主张“性即理”,认为万物皆有其“理”,而人性即天理的体现。认识论上强调“即物穷理”,通过广泛研究具体事物来逐渐领悟普遍天理,方法上偏重读书、考据与渐进积累。这一派因其体系严密、易于教授,后成为官方正统学说。 另一脉是以陆九渊开启,后由明代王阳明集大成的“陆王心学”。他们主张“心即理”,认为宇宙的终极原理“理”并不外在于人心,而是本心所固有。因此,求理的功夫不在于向外格物,而在于向内“发明本心”、“致良知”,强调直觉、顿悟与道德主体的能动性。这两派的“朱陆之辩”贯穿了理学史,共同推动了思想的深化。 深远的历史回响与复杂评价 宋代理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圈,它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地貌。在积极层面,它回应了佛道二教的挑战,重建了儒学的形上基础,使儒家思想更具哲学深度和理论说服力。它高扬士人的道德理想与气节,培养了如文天祥这般“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仁人。它推动书院教育普及,促进宗族礼法建设,将儒家伦理更深地植入基层社会。 然而,其影响亦具双重性。当理学被定于一尊,特别是其“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被片面化和绝对化后,它便可能成为压制个体情感与创造力的教条。明清以降,科举考试以朱注“四书”为标准,使得思想一定程度上趋于僵化。近代以来,理学更常被批判为束缚中国社会进步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批判虽有其历史语境,但亦难免简化之嫌。 今天,我们回望宋代理学,应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脉络中,理解其试图为宇宙、社会与人生寻找理性秩序和道德根基的巨大努力。它留下的丰富哲学范畴、深刻心性探讨以及关于理想人格的思考,依然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其名称“道学”与“理学”的并存,恰好提醒我们,这既是一份关乎终极价值的“道”的追寻,也是一场充满理性精神的“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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